在伏尔加河下游一个名叫“灰烬镇”的地方，黑夜来得格外早，也格外浓稠。这里的居民早已习惯在日落前就闩好门窗，不是因为怕贼——在这片被遗忘的土地上，连贼都懒得光顾——而是因为怕那无边无际、仿佛能吞噬灵魂的黑暗。
灰烬镇曾有过辉煌，至少老人们是这么说的。那时工厂的烟囱日夜喷吐着希望的浓烟，伏尔加河上的驳船满载着粮食与梦想。可如今，工厂成了锈蚀的骨架，驳船沉在河底，只剩下一条主干道，像一条僵死的巨蟒，蜿蜒穿过镇子。而这条巨蟒的眼睛，就是道路两旁那一排排早已熄灭的路灯。
伊万·彼得罗维奇·索科洛夫，一个年近五十、头发花白如霜的中学历史教师，就住在这条主干道旁。他是个温和的人，信奉东正教，家里供奉着圣尼古拉的圣像，每逢节日都会点上一支蜡烛。他从不惹是生非，唯一的“罪过”或许就是太爱自己的学生，总在课堂上讲些课本之外的故事，比如基辅罗斯的荣光，或是普希金笔下自由的灵魂。这些故事，在如今这个只讲求“稳定”与“服从”的年代，显得格格不入。
那天晚上，伊万从学校回来，天色已黑透。他摸索着走在回家的路上，脚下是坑洼不平的土路，四周寂静得可怕，只有自己的脚步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吠。突然，他脚下一绊，整个人重重地摔在地上，手掌被碎石划破，火辣辣地疼。他挣扎着爬起来，借着邻居家窗户里透出的一丝微弱灯光，看清了绊倒他的东西——一根从废弃路灯上掉下来的铁皮支架。
一股无名火窜上心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上周，他的学生谢尔盖就是在同样的地方摔断了腿；上个月，老寡妇玛特廖娜在夜里出门倒水，被黑暗中的障碍物绊倒，至今卧床不起。这该死的路灯，就像一排排瞎了眼的哨兵，冷漠地注视着镇民们的苦难。
伊万回到家，简单处理了伤口，却怎么也睡不着。他想起白天在教堂里看到的公告：本堂神父因“健康原因”被调离，新来的神父据说很“务实”。他又想起自己书架上那本被翻得卷了边的《大师与玛格丽特》，书中那个敢于质问权贵的无头骑士，此刻仿佛就在他眼前晃动。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伊万对自己说。他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但他是一个老师，一个有良知的东斯拉夫人。在他的文化血脉里，沉默地忍受不公，是对祖先和上帝的双重背叛。
第二天一早，伊万鼓起勇气，来到了镇上的“人民福祉办公室”。接待他的是一个名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格鲁莫夫的副镇长。格鲁莫夫身材肥胖，油光满面，手指上戴着一枚硕大的、看不出材质的戒指。他斜靠在宽大的办公椅上，眼皮都没抬一下。
“什么事？”格鲁莫夫的声音懒洋洋的，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
伊万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平稳：“尊敬的副镇长同志，我是主干道的居民伊万·索科洛夫。我想反映一下，我们那里的路灯……已经坏了快一年了。夜里太黑，大家出行很不方便，已经出了好几起事故。”
格鲁莫夫终于抬起了眼皮，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像两块冰。“路灯？”他重复了一遍，嘴角扯出一个似笑非笑的弧度，“伊万·彼得罗维奇，你的历史课是不是上得太投入了？以为自己还活在沙皇时代，可以随便向‘大人’提要求？”
伊万的心一沉，但还是坚持道：“这不是要求，这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我们交了税，就应该享有安全的公共设施。”
“税？”格鲁莫夫像是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他坐直了身体，双手交叉放在肚皮上，“你交的那点税，够给路灯换一个灯泡吗？你知道现在能源多紧张吗？整个州都在为首都的灯火通明做贡献，我们这种小地方，能省则省。再说了，”他压低了声音，眼神变得锐利起来，“黑一点不好吗？黑一点，大家就早点回家，安分守己，社会才稳定。你一个教书匠，懂什么大局？”
伊万感到一阵眩晕，他从未想过，黑暗竟也能成为一种统治的工具。他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却被格鲁莫夫粗暴地打断了。
“行了！你的问题我已经记下了。回去吧，好好教你的书，别整天想些没用的。否则……”格鲁莫夫意味深长地停顿了一下，“后果你是知道的。”
伊万失魂落魄地走出了办公室。他没有回家，而是去了镇上的小酒馆。他需要一杯伏特加来压压惊。酒馆里，几个常客正聚在一起，低声议论着什么。看到伊万进来，他们立刻噤了声。
“你们也听说了？”伊万苦笑着问。
一个叫费奥多尔的老木匠叹了口气：“伊万，你何必去碰那个钉子？格鲁莫夫背后是谁，你心里没数吗？那盏路灯，照的不是路，是某些人的钱袋子。修好了，他们的‘外快’就没了。”
伊万愣住了。他从未想过这一层。原来，这黑暗的背后，竟藏着如此肮脏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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