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寒冷的冬日，风夹杂着雪花，无情地扑打在行人的脸上，却似乎没有人感到疼痛。他们匆匆走过，每个人都戴着一副奇怪的眼罩——那是半透明的塑料片，薄如蝉翼，贴在眼睛上。它不会完全遮住视线，但让人的眼睛看起来空洞无神。孩子们在雪地上嬉戏，但他们的“眼罩”比大人们的更厚，仿佛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被外界“看见”。伊万·彼得罗维奇，一位普通的印刷厂工人，裹紧了大衣，加快脚步。他讨厌这副眼罩，每次眨眼都感到刺痛，像有蚂蚁在眼皮上爬动。
昨天，他没戴眼罩，结果在茶水间被同事格里戈里嘲笑了：“伊万，你的眼睛在流血吗？还是你觉得自己不是人？” 伊万没有回答，只是低头看着自己冻得发红的手指。茶水间的蒸汽模糊了玻璃，映出他模糊的身影——一个被困在眼罩中的影子。格里戈里拍了拍他的肩膀，声音冷酷而尖锐：“贴着难受，为什么还要贴？因为别人也贴啊，伊万。你要是不贴，他们会怎么笑话你？所以，我们才活成了笑话。” 伊万的喉咙发紧，想说“我不在乎”，但话卡在喉咙里，化作一声闷响。他想起昨天在街角，一个老妇人被“假眼会”的人拖走——她没戴眼罩，脸上还残留着泪痕，被塞进一辆没有车窗的黑色马车，车轮碾过雪地，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像骨头在碎裂。马车消失在诺夫哥罗德河的雾气里，没人问一句。
“假眼会”是诺夫哥罗德的幽灵。没人见过他们，但他们的规则像冰一样冷：所有市民必须在每日晨起时贴上眼罩，否则将被“齐齐摩尔”标记。齐齐摩尔？伊万在图书馆的旧书里读到过这个词——19世纪的民间传说，指那些在黑暗中游荡的、没有面孔的恶灵。如今，它成了诺夫哥罗德的日常。伊万翻阅《诺夫哥罗德风俗志》的残页，纸张脆得像枯叶。书中写道：“1918年，眼疾瘟疫横扫诺夫哥罗德，死者眼中流血，如墨汁般黑。人们戴眼罩以避灾，瘟疫退去，眼罩成了传统。” 但伊万注意到，书页间夹着一张泛黄的纸，上面画着无数只眼睛，眼眶里塞满了黑沙，旁边用褪色的墨水写着：“眼罩是齐齐摩尔的种子。” 他合上书，心口发凉。这书是安娜从她母亲的遗物里翻出来的，安娜总说：“认命就是福气，伊万。你贴上，就没事了。” 可贴上后，他开始看见不该看见的东西。
那晚，伊万睡不着。眼罩在眼皮上灼烧，像有蚂蚁在爬。他摸到窗台，推开一条缝，诺夫哥罗德的夜色涌进来。雪停了，街道空无一人，只有路灯投下惨白的光。突然，他看见对面公寓的窗户亮起——不是灯光，而是无数只眼睛在黑暗中闪烁，像萤火虫，但更冷、更黏稠。它们不是人的眼睛，而是眼罩的缝隙里透出的光，扭曲成诡异的形状。伊万退后，心跳如鼓。他想起格里戈里的话：“你把他们也当人，你跟他们一样蠢吗？” 他冲到镜子前，扯下眼罩。镜子里，他的眼睛是正常的，但眼罩的胶痕还在，像一道干涸的血口子。他揉了揉眼睛，再看时，镜中人的眼睛空洞了，嘴角微微上扬，仿佛在笑。他猛地甩开镜子，碎片落地，他跪在地上，手指颤抖。
第二天，伊万没贴眼罩。他走向印刷厂，寒风像刀子割脸。街角，一个穿灰大衣的男人正被“假眼会”的人围住。那人没戴眼罩，脸上有道疤，正被推搡。“你不是诺夫哥罗德人！”一个戴眼罩的女子尖声说，声音像生锈的锯子，“齐齐摩尔会惩罚你！” 男人挣扎着，声音嘶哑：“我贴了！昨天贴了！可它……它在吃我的眼睛！” 但没人听。他被拖走，马车声远去。伊万想冲过去，但双腿像灌了铅。他想起安娜——她昨天也贴了新眼罩，说“认命就是福气”。他走到印刷厂，格里戈里迎上来，眼罩下的眼睛直勾勾盯着他：“伊万，你的眼睛在流血吗？” 伊万没回答，只觉喉咙发干。格里戈里拍他肩膀：“贴上吧，别再想那些了。我们才活成了笑话。” 伊万低头，看见自己手上沾着雪，像一摊融化的冰。他没贴眼罩，却觉得比贴了更像鬼。
日子在眼罩的阴影里滑过。伊万开始观察诺夫哥罗德的“正常”。早晨，人们挤在面包店，眼罩下，他们说话时嘴角僵硬，重复着：“贴着难受，为什么还要贴？因为别人也贴。” 女人们在广场跳舞，眼罩的塑料片在阳光下反光，像一层层玻璃。孩子们玩“假眼游戏”，互相贴眼罩，笑得刺耳：“你的眼睛是假的！我的是真！” 但伊万知道，他们的“真眼睛”早被眼罩封住了。他常在黄昏去诺夫哥罗德河畔，看河水结冰，冰面下，有黑影在游动。他问过一个老渔夫，老渔夫只摇头：“齐齐摩尔在河底等你。贴上眼罩，就看不见了。” 伊万问：“为什么？” 老渔夫的声音像枯叶沙沙响：“因为人不是人，楼也是楼。蚁各有各天命，认命就是福气啊。” 伊万想问“天命是什么”，但老渔夫已转身，背影融入暮色。他想起书里的话：“眼罩是齐齐摩尔的种子。” 他低头看自己的手，指缝间，似乎有黑沙在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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