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走出酒店，在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
七月的巴黎清晨，空气中带着一丝凉爽，街道上的行人还不多，咖啡馆的侍者正在擦拭露天的桌椅。
出租车沿着塞纳河右岸驶过，穿过协和广场，拐入香榭丽舍大道，然后一路向西，最终在和平街的路口停了下来。
张德明下车后，没有急着走向卡地亚的办公楼，而是先站在街角，抬头打量了一番整条街道。
和平街不长，大概只有两百来米，但两旁的建筑几乎每一栋都有故事。
卡地亚的总店在街的东头，而它的总部办公楼则在街的西头，相隔不过百余步。
办公楼的外观比总店低调得多，没有华丽的橱窗和璀璨的灯光，只是一栋五层高的灰白色石材建筑，门口立着一块小小的铜牌，上面刻着Société Cartier的字样，简洁而克制。
走吧。张德明深吸一口气，理了理领带，大步走向办公楼的大门。
陈嘉伟跟在他身后，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
办公楼的大门是深色的木门，推开之后是一个不大的前厅，装修风格和总店一脉相承——深色木质墙面、大理石地面、柔和的灯光。
前厅里只有一个前台接待员，是位三十岁左右的法国女性，棕色短发，穿着得体的套装，脸上带着职业化的微笑。
Bonjour，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接待员用法语问道。
Bonjour，我是张德明，来自香港。我和卡努伊先生约了今天上午十点的会面，是杜邦先生帮忙安排的。
张德明用流利的英语回答，同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了过去。
接待员接过名片看了一眼，礼貌地点了点头：“请稍等，我确认一下。”
她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内线号码，低声说了几句，然后挂断电话，对张德明说道：
confirmed，张先生。卡努伊先生的秘书马上下来接您。请在这里稍坐片刻。
她引着张德明和陈嘉伟到前厅一侧的沙发区坐下，端来了两杯矿泉水。
张德明没有喝水，而是环顾着前厅的布置，目光在墙上的一幅老照片上停留了片刻，一张黑白照片，拍摄的是二十世纪初的和平街，卡地亚的门店门口停着几辆马车，街上行人的衣着都是那个时代的风格。
照片的右下角有一行小字：“Cartier, 23 Rue de la Paix, 1920”
一百多年了。张德明低声自语。
什么？陈嘉伟没听清。
没什么。张德明收回目光。
两分钟后，电梯门打开，一个身材高挑、留着金色短发的年轻女性快步走了出来。
女子穿着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套裙，手里拿着一个记事本，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微笑，不卑不亢，专业干练。
张先生？我是卡努伊先生的秘书，娜塔莉·勒布朗。很高兴见到您。她主动伸出手来。
勒布朗小姐，幸会。张德明站起身，与她握了握手，力度适中。
卡努伊先生正在等您，请跟我来。娜塔莉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转身走向电梯。
电梯是老式的方形轿厢，黄铜按键，木质内壁，缓缓上升。
张德明注意到，电梯里没有播放任何音乐，只有机械运转的轻微嗡嗡声，这种刻意保留的老旧感，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在无声地诉说着自己的历史。
电梯在四楼停下，门打开后，是一条铺着深红色地毯的长廊。
走廊两侧挂着几幅卡地亚历史上着名珠宝作品的复刻照片，每一幅下面都有详细的文字说明。
张德明一边走一边扫了一眼，将这些细节默默记在心里——一个品牌的办公楼走廊里挂什么，往往反映了这个品牌最想向来访者传递的信息。
卡地亚选择挂这些经典作品的复刻照片，说明他们最引以为傲的，依然是产品本身。
这和莫里耶说的产品力是卡地亚最后的堡垒不谋而合。
娜塔莉在走廊尽头的一扇深色木门前停下，轻轻敲了两下门，然后推开门，侧身让张德明进去：
“卡努伊先生，张先生到了。”
张德明深吸一口气，迈步走了进去。
办公室比他想象的要大，但不算奢华。
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很大的胡桃木办公桌，桌上整齐地码放着几摞文件，一台IBM的打字机，还有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一张全家福。
办公桌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油画，画的是一位穿着十九世纪礼服的绅士，张德明猜测那应该是卡地亚家族的某位先人。
而办公桌后面坐着的那个男人，就是约瑟夫·卡努伊。
张德明在进门之前，已经在脑海中反复描摹过此人的形象——通过杜邦和莫里耶的描述，他大概知道卡努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但当他真正看到本人的时候，还是感受到了一种出乎意料的冲击。
卡努伊比张德明想象中要年轻——大概四十五六岁的样子，身材修长，面容清瘦，颧骨很高，一双深褐色的眼睛深邃而锐利，眼窝微微凹陷，给人一种精明而疲惫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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