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撤出根据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常凯申志得意满，终于召见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并公然对洋人记者放出“中日友好”的言论，引来社会各界的一阵狂喷。
日本方面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11月中旬派出考察团，在访问中国的时候，甚至提出升级使馆的建议——希望将两国的公使馆，升级为大使馆。
外交使馆也是有级别之分的，大使馆为最高等级，公使馆属于第二等级。公使可以直接任命，而大使的任命必须得到对方国家同意。
两者之间更详细的区别，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此时的驻美公使施肇基，他虽然代表中国在美国展开外交，但却没有权利请求会见总统罗斯福，更没有权利直接与美国高官谈判，除非事先得到了授权。而一旦公使馆升级为大使馆，施肇基就可以请求会见罗斯福，并直接与美国方面谈判了。
30年代初期的中华民国，好像还没有在任何国家设立大使馆。
日本这次显然抱有极大的“诚意”，也可以说是迫不及待了，升级使馆可以加快外交谈判进程。
日本外务省的经济提携方案也很有“诚意”，具体包括：
一，对作为“原料供应国”的中国，给予人力、物力援助；
二，日本得购买中国的原料，中国得购买日本的工业品；
三，中国必须镇压排日风潮；
四，中国如需要借款，日本愿予以考虑。
此外，日本还准备在上海设立2亿元的信用额度，用来“圆滑”两国间的贸易。
常凯申在看到这个方案的第一眼，差点气得掀桌子。这尼玛哪是“经济提携”啊，明白着想把中国变成殖民地，想把中国变成日本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
但戏还是得继续演下去，常凯申的演技堪称影帝级别。两国谈判还未正式展开，他就提前表现出自己的诚意，开始疯狂压制国内的反日运动，就连周赫煊的《非攻》杂志都被迫停刊。
背地里，常凯申顺手就把日本人卖了，让财政部长孔祥熙给驻美公使施肇基发去密电，声称日本愿意出巨款帮助中国应付白银危机，并将共同携手对付美国。他将日本提出的方案原封不动的发过去，并转述了日本的态度，“日本人认为，西方国家绝不会有效援助中国，中国是不得不转向日本的。”
日本那边也装得很像，甚至展开了国内宣传。大阪《每日新闻》刊载了广田外相的“对华新方针”：若中国愿倒向日本，则日本将对中国予以一切可能的财政与经济上的协助，将中国从一切国际束缚中解放出来。
一时间，中日两国都在各自国内，展开了“中日友好”的政治宣传攻势。
美国那边还没有什么反应，英国首先就坐不住了，提出“国际共同对华借款”，希望英、美、法、日四国一起帮助中国度过白银危机。
日本外相广田立即予以激烈反对，说此次事件应该由亚洲人自己解决，欧美诸国没有资格掺和进来。
英日两国纠缠不清之际，美国的态度却显得很高冷。
从8月到11月，孔祥熙连续五次致电罗斯福。前四次，孔祥熙几乎以哀求的口吻，希望美国别再收购中国白银。第五次就要硬气得多，或许是日本和英国让孔祥熙找到了自信，直接致电威胁罗斯福：“如果美国仍不修改白银政策，必将引起严重的后果。”
美国依旧高冷，连回复都没有一个，而且拒绝跟中国展开谈判。最后估计是不耐烦了，终于给孔祥熙回电，然而内容全部都是官方措辞，敷衍了事。
罗斯福其实压力很大，他连续召开了几次会议，终于拿出了一个妥协方案，愿意将国际银价压到每盎司0.55美元以下，并希望尽快与中国代表展开谈判。
常凯申大喜，立即拍电报，任命宋子文为全权特命公使，并让施肇基、范鹤言协助谈判。
这时都已经是圣诞节了，前后拖了两个月之久。
美国，华盛顿。
中国驻美公使馆。
宋子文特地定制了一套新西装，他站在镜子前整理仪容，还骚气的梳了个新发型，准备在两国谈判桌上展露风采。
突然，施肇基快步走进房间，面色严峻地说：“宋先生，你快看看这个！”
宋子文没当回事儿，骚包道：“植公，你看我这领带还不错吧。”
“哪有时间管你的领带，”施肇基脸色难看道，“美国人出尔反尔了！”
“怎么回事？”宋子文大惊。
施肇基拿着外交公函说：“谈判已经取消，美国外交部说，有什么事情可以用电报交流。”
宋子文愣了愣，随机扯下领带砸地板上，嘴里反复嘀咕道：“欺人太甚，欺人太甚，欺人太甚啊！”
确实欺人太甚，美国外交部主动邀请中国派出代表谈判，中国这边都任命全权公使了，尼玛谈判说取消就取消，还让以后有啥事电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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