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是因为去年大朝会是初办，许多细节尚来不及细商，且当时先皇驾崩、西北处战事，朝局激烈远甚今日，所以正德元年的大朝会倒显得比弘治十八年更加从容。
朝气蓬勃的皇帝站在金匾之下，他虎目雄视，自信有力，对着重臣宣道：
“弘治十八年，朕以复套为国策，立志或三年、或五年，必以旧土复疆而谢天下万民，此志不成，朕誓不罢休。
且朕，念先皇帝大命，欲效唐虞之治，而进言者，或互成其是，或各执其非，惟记母倾母侧，母党母偏。尔等诸臣，坚其胆识，弼予于治。此所谓大朝会之志也！”
大朝会初始，皇帝有这段开场白，意思就是我念先皇帝之命，效法唐尧虞舜之仁政治理国家，你们该说什么都说出来，辅左我处理朝政。
这其实也就是文臣经常呼吁的广开言路。
所以满殿臣子又一次三呼万岁。
朱厚照沿着阶梯下来，“西汉时，武帝设朔方、五原两郡，河朔地区自那时起就已经是中原领土，《后汉书》记载，河朔之地因渠以既，水春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
“本朝太祖皇帝当年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兴兵伐元，太宗皇帝五征漠北，北逐元庭，先皇祖亦进剿建州女真，于是而有成化犁庭。百余年来，大明与草原从未停战，朕决意继承先祖余烈，终此一生，必收河套之地。今日所论，诸臣皆可上奏，有利于复套朕必纳之，不利于复套朕必弃之。”
作为皇帝他会定调，今日是讨论如何收复河套。
但具体论述怎么收复河套，则是大臣们的事情。
其实说到底，复套就是一次军事行动，或者说是发动一次针对鞑靼的战争。
基本上，从现状来说这必定是一次远征，所以与弘治十八年花马池之战完全不同。
这个时候的大明已经不是初年，几万十几万的大军进入大漠，这不是小事情。
对于杨一清来说，他领这个任务回去，其要求就两个。
一个是给人，一个是给军需。
所以就此，众臣开始开动脑筋。
杨廷和进奏说：“宁夏镇兵弱，需从各卫挑选精壮，整编而成两卫，再给以战马、军资，辅以垦荒、操练。”
李东阳认为朝廷要多备粮草，为了便捷，可以彷照京通仓在西北再建粮仓。
所谓京通仓就是建在京师和通州的大粮仓，成化皇帝当年还使用过这些储备粮来平抑物价，成化二十二年时，京通仓有储粮两千万石。
到了弘治以后，支出日繁，京通储粮逐渐减少，至今也就是剩下一千三百万石，朱厚照在处理户部事宜时，也下令要注意使粮仓储满，发挥作用。
太仆寺卿王禀则建议朝廷可以适当再扩大官牧马场的数量，这样他可以多蓄养战马，减轻压力，否则杨部堂老是问他要马，这也挺头疼。
不过马政耗费不小，动辄就是十几万两的拨银。
刑部侍郎赵慎提了个比较特别的观点：他觉得战马既缺，官牧马场多多培育积累当然不错，但可可以恢复成化时期‘纳马赎罪’的旧制。
皇权时代没什么法治概念，国家需要什么，就搞什么，当年缺马，也就只能这样了。
永乐皇帝当年还因为京师缺粮，所以停了天下的开中，全部集中于京师，这样所有纳粮的盐商就只得将粮食送往京师，一时之间京中各处粮仓全都爆满。
朱厚照坐于龙椅之上，听着赵慎这个法子，心里头摇头。靠几个犯人能多要几匹马？
果然，礼部尚书林瀚否定了这个办法，说既然如此，还不如暂时先停止渐次的民牧退出，既然国家有战事，稍微再苦百姓两年，想必百姓也能够理解朝廷。
户部尚书韩文建议：先前说过，开海是为复套。现在开海已成，三地市舶司施行准入制，所得准入银有近两百万之巨，可分别拨付马政和复套国策。
……
总而言之，奉天殿之上，诸多臣子围绕着如何复套是开始了各种讨论。这其中有些好办法，有些就是听了就扔。
而朱厚照听来听去觉得有几点，确实是他以往也没有想到的，算是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
其中军事方略是王守仁所提，他建议以精锐之兵，来去如风，先进行剿套。这件事不是他首创，成化年间，甚至是弘治十一年王越出击，都算是成功的剿套。而剿套之所以比较容易成功，就是游牧民族也有其‘作息’。
这是一种军事常识，王守仁与鞑靼人打过仗，肯定是知道的。
这个常识就是游牧民族南下中原，通常是在秋季，而中原王朝北伐，则通常是在春季，正好相反。其背后都是生产方式决定的。
首先看游牧民族，他们之所以经常选择秋季，是因为游牧民族耐寒不耐热，关内气候较为温暖，游牧民族不适应。到了秋季则秋高气爽，气候转凉，即便战事久拖，天气越来越冷，游牧民族骑兵也会越打越有劲，与此同时汉人军队不耐寒，越打越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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