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国子监可真大啊！”
“那是，可以容纳五六千个贡生同时考试，而且还绰绰有余，能小得了吗？”
“还是小了，该有个更大的，至少要能让6000个太学生、武学生、诸科生在里面读书才行。”
“6000人？比现在多了一倍都不止了……大郎，这是官家的意思？”
“官家自然是想振官学的……”
就在五六千老老少少的贡生忙着考进士的时候，武好古则骑着马和米芾一块儿在国子监外面转圈。而且还在议论扩建国子监的事儿——其实武好古是在琢磨国子监拆迁的事儿。
呃，人家在考进士，他却想把考场拆了盖驻扎卖钱……还真是个奸商啊！
不过要拆国子监还得有个好一点的借口，不能说拆了国子监把地皮卖钱，然后用这钱给皇帝盖离宫吧？要这么说，武好古非得身败名裂不行了。
而武好古能够想到的理由，就是国子监面积太小，容纳不了那么多的学生。在他的印象中，国子监在徽宗朝的确进行了扩建，在原有的基础上兴建了一个名叫辟雍的外学（辟雍是周天子的官学，就是用来教六艺的学校），太学生的人数也从原来的2400人，增加到了800人，如果再加上国子学、武学、小学、书学、画学等等，说不定真有五六千人了。
那么多的学生，差不多也能相当于后世一所规模较大的大学了。而且其中还包括一些理论上要学习骑射的武学生，在局促的开封府城南厢扩建的确有些摆不开，去城西寻个宽敞之所，兴建个大的学院是非常理想的。
而他之所以和米芾说这事儿，是因为他知道米芾要不了多久就得去管书学（历史上），说不定还会管得更宽。毕竟在这个时空，米芾的儿子米友仁也是宋徽宗的心腹了。
说不定宋徽宗还会提拔心腹的老爹去当个国子监司业（国子监的二把手）什么的，到时候拆迁国子监就容易多了。
不过米芾对兴学的事情还是有些怀疑，“兴学可是王安石的路子啊！”
王安石兴学当然也是个罪过了！后世的人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但是在北宋末年，反对兴学的人不少。
而在王安石施行的各项新政中，最糟糕的就“兴官学”了。
当然了，大家反对并不是因为办学不好，而是认为王安石的路线很糟。官学其实就是“以吏为师”，如果教些实用的本领，比如军事方面的，工程方面的，经济方面的，法律方面的，也没什么不好。可是王安石兴的官学也不教实学，而是为了“一道德”，也就是统一大家是思想。
呃，统一思想也没什么不好。其实大家的思想还是蛮统一的，都是儒家啊。你拿着儒家五经还能读出耶稣基督来？可是王安石偏偏还要在解释儒家经典上做文章，要完全统一标准，而且要否定汉唐以来对儒家经典的研究成果，都得按照他的标准来。
这个就比较讨厌了……王安石又不是圣人，谁服谁啊？而且“一道德”是非常禁锢思想的。后来朱熹理学以及八股文章也是差不多的路子，都要把儒家经典的解释权控制起来。
而这样一来，儒学就不能进步了——儒学作为一种非常古老的哲学思想，是存在儒家经典作为框架的。而后世要进步，就必须突破这个框架，要突破就只能在解释上下功夫。
如果放开了解释权，武好古都能胡乱解释出一个“虚君共和”的儒家思想来！可王安石不允许这么瞎解释。
可一旦后人没有了解释权，那这么儒学就不能与时俱进了，人的思想也就被禁锢了，那儒学也就死了。
所以王安石的“兴官学”和“一道德”，在北宋末年是很遭人反感的。而到了后世，大家都学朱批的四书五经，做八股文章了，自然也不觉得“一道德”不对了，所以批“一道德”的人反而不多了。
也就是说，武好古现在遇到的大部分宋儒，他们的思维还是很活跃的，远远不是后来的腐儒。
而武好古也是知道未来“儒学之死”的。不过现在，儒学还没有死透，还有救，武好古也不希望儒学死掉。
“兴学并没有错，”武好古说，“错得是一道德。”
“甚底？”米芾一怔，扭头看着武好古，“你也觉得一道德不好？”
武好古笑道：“海岳先生，我也是熟读五经的儒生啊，怎么会觉得一道德是对的？
其实王荆公兴太学的想法也有可取之处。现在不少官员能力都欠佳，一榜五百多个进士好男儿，真正能做事能有五十个就不错了。用太学来教人做官做事其实挺好的……只是太学根本不教实学，依旧是儒家经典和做文章，就有点不好了。”
一个进士都没中的人居然在评论太学！
米芾听了武好古的话也只有摇头了，不过他也不好“教训”武好古，因为武好古虽然年纪和他差着辈，可是却是他的儿子米友仁的绘画老师。
“崇道，你觉得这一科，谁会名列一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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