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讲，对于他一个强硬派来说，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人在冲动之下，其勇气是倍增的，王锡爵如果想要更多人同意向京华“宣战”，那就应该趁今天很多人被愤怒冲昏头脑之际来行事，甚至最好搞一个表决，搞一个联名信之类的东西出来，白纸黑字就没法抵赖了，只能硬着头皮跟着干。
但王锡爵显然有他的考量。
他不是单纯的苏州首富，他是士林大儒、朝廷重臣，论名望、论资历、轮人脉，他都是很有希望入阁的人。
对于这样一个人而言，钱虽然不能说可有可无，但至少其重要性肯定比不上入阁这个前途。
王锡爵出身于中国历史上传承千年的顶级豪族之一太原王氏，其先祖在元末“红巾起义”中，为躲避战火而弃官逃到江南，其后代中的一支在弘治年间进入太仓，便是王锡爵这一支的来历。
王锡爵的祖父王涌善于经营，成为一代巨富，晚年更是问鼎苏州首富。其父王梦祥早年中秀才，入过南监为监生(南监就是南京国子监)。不过后来因为官司纠纷，被迫弃儒经商操持家业，但却也因此让王梦祥认识到在大明朝光有钱是不行的，官场地位的重要性比有钱更甚，所以立志把两个儿子培养成材。
这种思维严重影响了童年、少年时代的王锡爵，以至于他从小就表现得“视钱财如粪土”。当时王氏族人之中有两兄弟争家产，其中一人为了取得王梦祥这个家主的支持，悄悄包了一封红包给王锡爵，请王锡爵代为说情。
结果王锡爵勃然大怒，当众把那包银子丢进河里去了，还责骂那位堂兄弟：“你敢看不起我？”——意思是我王锡爵怎么可能把钱当一回事。
不仅品行表现极佳，王锡爵读书的本事更是了得，他不负父祖之望，在嘉靖四十一年会试名列第一为会元，廷试的时候名列第二为榜眼，仅次于申时行——而且王锡爵本人对此还不怎么满意，因为他自觉落后于申时行是因为自己容貌不及后者——晚明史学家、崇祯朝署南京户、工部尚书何乔远在《王文肃公像赞》中形容王锡爵“赤眼黄须，病鹤瘦龟”。
鹤与龟本来是褒义词，但病与廋显然不算，这还是人家带着恭维来说的话，可见王锡爵的长相恐怕是过于“清癯”了一些，而赤眼黄须……这就更加不符合寻常审美了。
因此王锡爵甚至对申时行的学问不都太服气，，自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国朝栋梁。
这样一个人，他真正想要的显然是官居一品、宰执天下，以此重振太原王氏的家声，舍此之外的事，都是小事。
因此他劝海商们先休息一晚，是为了将来不被人说是挟众意而启衅。但与此同时，王锡爵也不是真的就打算让他们老老实实认怂，明天一早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被京华整成这样也不吭声。
他首先是把众丝商悄悄请到他后院议事，等送走他们之后，又把几家涉及造船的大商人请来，最后则把与长江航道有关的瓷商、粮商等再请来。
前前后后一共请了几批人，商议到子时都过了才算告终。
等到了翌日清早，王锡爵身着孝服，再次出席并主持了海商大会。
由于昨天的夜谈，今天大多数人都表现得比较沉默，只有一批实在跟京华无法脱钩的商人们还在吵吵着京华不可战胜，不如干脆“投降输一半”得了，免得真把京华惹毛了，到时候大家都没好果子吃。不说别的，没有京华的两洋舰队轮番护航，这出海的生意怎么做？
去日本，日本本来就有一堆的倭寇海盗，甚至一些大名白天是诸侯，晚上就变成海盗了，没有京华的“书剑旗”罩着，去日本也是免费送货。他们这些人又不是当年的净海王汪直，可没有本事震慑住那些大名。恰恰相反，现在唯一能震慑住他们的正是高务实的京华。
日本去不了，南洋就更别想了。闽海海盗集团前两年被京华打败之后虽然大部分都被京华给遣散，其中少部分被收编，但还有不少人星散四处，现在都是零星海盗。
京华可以无视这些海盗，因为京华习惯于编成大编队出动以方便护航，动辄几十艘大海船的编队根本不是那些零散海盗敢于觊觎的。
但现在京华不带他们玩了，那他们这些人怎么办？
更何况下南洋要面对的还不仅仅是闽海海盗，广东沿海也有、吕宋也有，整个南洋地区那就更多了。除了海盗之外，那些番人(欧洲人)也经常打劫过往商船——这些殖民者的风格谁不知道啊？都是好抢的就抢，不好抢的才老老实实做生意。
王锡爵淡定地听他们说完，这才环顾四周，问道：“诸位还有什么疑虑，不妨一一说来我听。”
朝廷大员说话的气魄就是不同，一副接见上访群众的态势。
不过这是大明，大家还真就吃这套。于是又有几个海商提出了一些比较细节的小问题，王锡爵轻轻颔首，面带微笑地听完，这才缓缓站起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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