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旻等待的，自是一个最合适的战机，他观察的，自是缀于马维尔军后的十几万东征军主力，那只以伽色尼王朝精锐为核心的庞大军队。
作为中亚汉族的领袖，作为安西国的领袖，同时也作为一名戎马倥偬、能征惯战的统帅，比起二三十年前，刘旻的战略眼光早已实现了一种进化，格局与目光，胸襟与器量，都十分庞大，都建立在一种超脱了普通军事范畴的基础上。
在找机会、抓要害的事情上，当时的刘旻也是十分擅长的，而从一开始，他就盯死了伽色尼苏丹马哈茂德，盯死了那接近十万的伽色尼军队。
要打击ysl联军这第二次东征的图谋，首先就要打垮本次敌军来犯最根本的支撑——伽色尼军。对于这一点，刘旻认识地很清楚。
因此，从动兵伊始，他的目标就清晰而明确，将马哈茂德以及伽色尼军作为其狩猎的目标，相比之下，由齐亚尔国大将马维尔率领的那支带有前锋性质的ysl，甭管他多么疯狂，有多少圣战者，都不在刘旻眼中。
只不过，想要找一个一击制敌，毕其功于一役的机会，也的确不是这么容易的。这需要出色的耐心，敏锐的判断力，强大的抗压能力，或许还需要一定的运气。
但不论如何，刘旻当时做的，就是像一个耐性惊人的老道猎手，静静蛰伏，等待着一个战机。而这个战机，显然需要以明城守军的牺牲来创造的。
至于坚守明城自海东经略使刘文涛以下所有将士的安危，在“汉伊大战”这盘大棋里，则多少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
在这方面，刘旻的心很硬，甚至于完全就是一种冷酷的心态。当年为什么愿意把海东的大片领地交给北廷经营，几年间北廷上下又从海东地区攫取了多少利益，这些可不是毫无代价，也绝非单纯为维系兄弟之国间的深厚情谊，这是需要承担相应责任与使命的，坚守准确地说死守明城，就是必须之担当与回报。
而对于这一点，海东经略使刘文涛实则也心知肚明，因此在防御事务上，也从一开始就没给自己留退路。同样清楚这一点的，自然也包括刘文共，但清楚归清楚，但就难以真正理解并接受了。
毕竟，刘文共不只是刘文涛长兄，更是北廷国的王，他也必须站在北廷国的利益立场来看待此事。过去的几年，北廷确实通过海东地区获得了不少利益，但他们同样付出了辛苦的“经营”，也实质上帮助安西巩固河中地盘，他们所获都是应得的，并不欠安西国什么。
同时，海东地区六千余汉族军队（从最初的三千逐年增至六千），可都是北廷国的精锐将士，骨干力量，要知道，整个北廷国也就勉强能动员出两万的汉军步骑。
可想而知，但刘文涛以及他麾下的北廷精兵被当作牺牲品放在明城苦守时，北廷王刘文共又是怎样一种心情。这种情况下，让他去顾全大局，显然是有些为难人的，尤其在刘旻连象征性的援兵，一点给明城守军减轻压力的动作都没有，这更加惹得刘文共不满。
一个月的时间，ysl联军在明城守军的铁壁防守下伤亡了上万人，损折超过两成，若非有一干狂热圣战者的支撑，仅靠孱弱的所谓齐亚尔国精锐，早就自我崩溃了。
与之相对的，则是明城守军的巨大伤亡，死者逾半，人人带伤，而最重的损失在于，海东经略使刘文涛的战死。作为赵王刘昉之子，在军事才干上，自然远远不能与乃父相提并论，但依旧以其坚韧、刚强广获军心。
在防御期间，更是从容不迫，长时间于一线指挥，甚至身先士卒，亲自参与厮杀，几天几夜不下城，连日累夜不睡觉，最终在坚守二十五日之后，伤重不治而亡，时年仅仅三十岁。
刘文涛之死，刘文共失一胞弟，北廷国失一梁柱，打击不可不谓深重。甚至于，此事也是安西、北廷二国离心之开端，当然那是后事了。
明城攻防战最危险的时候，显然是刘文涛战死后的那几日里，在任何时代的战争里，主将的阵亡，都可以宣告战争的失败了。
而能让明城继续坚持下去的，则有两点原因，其一是那种形成本能的抵抗力，二则是出现了一个临危救乱的人物——刘文涛之子，巡院使刘继琨。
刘继琨乃是刘文涛长子，生于开宝二十八年（990年），时年方十四。年纪虽小，但从小跟在父、伯身边，打有意识开始，就经历着北廷相对荒凉、贫瘠环境的磨砺，见证着北廷国从无到有、从草创到日渐完善的过程。
由此，刘继琨不仅培养出了对北廷国深刻的感情，同时也在耳濡目染之下，具备了极其出色的军政视野，尤其在陪其父镇守明城、经略海东的几年间，军政实践能力更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与中央帝国那些皇子皇孙们按部就班的培养不同，在安西三国，或者说在大部分封国，对所有宗室人员来说，揠苗助长是很寻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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