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路上不太平，走走停停，到家已经是崇祯十六年六月了，次年三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自缢，五月，刘宗周才得知讯息，立马要求浙江巡抚出兵北伐，还给高杰、黄得功、左良玉等写信，要求会师讨贼，甚至还招募义勇。
后来福王继位南京，诏命他起复原官，在路上，就连上四疏，甚至以国家沦丧为由，给自己取了个新号，草莽孤臣，写奏章等只署这名。
他人未到南京，却已经数道奏疏弹劾高杰、刘泽清等人，后来还弹劾马士英结党营私，在京口，正好碰到浙江巡抚的兵跟江防明军起冲突，传到南京，就成了刘大书呆子正联合浙江巡抚要清君侧除奸佞，把马士英等吓的不轻。
高杰和刘孔昭甚至还派出刺客去半路刺杀刘宗周，结果刺客半夜潜入刘宗周住处，反而刘宗室一番大义之言给震住，深为佩服，护送他到京后才羞愧离去。
刘大炮虽然进了南京城，但马士英等视为肉中刺，天天造谣抹黑，最后逼的刘宗周、高弘图、姜曰广三人先后辞职离去。
回到家乡绍兴的刘宗周，没多久就听闻弘光弃南京出逃被俘，杭州潞王监军五天投降，这位腐儒却仍然到处联络门生故旧，招募义勇乡兵，打算抗清到底。
后来听说宁绍官员都已经投降归附，深感绝望的他开始绝食，要为国殉节。
绝食了好多天的刘宗周，后来见到了朱以海派来的使者，一封诚恳至极的书信，打动了他，一句不死了，便南下投朱以海了。
南下后被授左都御史，一直到如今，真正的起义元从，协谋功臣。
在朱以海的朝廷里，这位刘大炮，依然是嘴炮厉害，动不动就上疏，洋洋洒洒的指斥朝臣，甚至规谏皇帝。
看不惯就要说，绝不藏着掖着。
但就算在这小朝廷里，以他的资历和声望，他仍然始终保持着他的那副本色。
就是这么迂腐。
但朱以海始终对他非常信任，因为别人觉得他太迂腐，太傻。
偏偏朱以海一直都坚信认为，刘宗周的资历名望，不管要弄权还是弄钱都太简单了，甚至如马士英、方逢年、阮大铖、陈盟、杨文骢、孔文昭这些聪明人一样见风使舵投其所好都是很简单的事。
但他偏偏就选择了一条最难的路在走。
这不是傻。
而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读的是真正的孔孟之道，圣贤之书，他是真正胸怀道义！
所以不管局势怎么变，哪怕现在形势大好，朱以海也没想过说要把这个老是顶他的刘大炮给换了。
都察院就需要这样一个刘大炮，需要这样的道义、忠直标杆！
他是朝堂上的定海神针，不管什么时候，这种人都不能少。
哪怕现在新设了个谏院，有聪明又能干还敢撕咬的洪承畴和钱谦益带领，但都无法取代刘大炮的位置。
他第一个站出来置疑、反对，其实早在朱以海的意料之内。
甚至他早就在等着刘大炮站出来，然后一通口水四溅了，当然，皇帝也早就提前准备好了许多反驳的词。
只要能把刘大炮驳倒，驳服了，那么皇帝的这套词就能说服全天下人。
刘宗周这样的人，代表的是道，阮大铖这类人，则代表的是术，乱世之时，术很需要，但道也不容忽视。
所需要的只是让他们站在各自恰当的位置上便行，不能让刘宗周来决策中枢，也不能指望这大炮去执行军政，就得让他拿着鞭子站在朝堂上盯人。
“陛下！”
刘宗周一捋长须站了出来，声音洪亮，直视皇帝，“臣以为如今形势虽有好转，但国家仍有半壁江山沦陷未复，此时高兴还太早。朝廷需要做的是忍辱负重，砥砺前行，是要让百姓休养生息，而不是想尽办法搜刮百姓，
现在朝廷根本不应当继续拼命扩军，而应当是裁并一些兵马。
另外，不仅士兵军饷偏高，而且军官的待遇更过厚了些，此外百官俸禄、宫廷开支都应当削减降低，一个总督给一两万两，巡抚万余，从布按，到知府知县都有，这养廉银真就能让官员廉洁，古所未闻！
武官有俸禄，又给职钱衔赏，甚至还要另给亲丁名粮，一个提督给一百个战兵饷，这岂不是公然吃空饷？
如今是特殊之时，是国难之时，官将文武，不想着如何报效国家，救助百姓，却想着升官发财，厚赏厚禄，此有此事？
臣建议，仅保留现有的御营、京营，不再扩编，且将其余省营等一律裁撤，就地转为地方团练，闲时务农，战时协守。”
“士兵可领全饷，但文官武将，不仅要恢复到崇祯时旧俸禄数，还应当只发半禄，以减少开支。”
“所削减的俸禄军费额，也应当相应的从现征收的税赋中减除，特别是厘金，现在是百货百厘，过路征厘，市卖也征厘，然后又开征工商税，这岂不是重复征收？
应当废除厘金，工商税适当征收，但也不能超过三十税一！”
刘大炮的核心思想就是不能乱花钱，最好是少征税，就能少累民，然后官员士兵不能拿太多钱，要不然百姓负担太重。
军队更不能养太多，差不多就行，兵在精不在多嘛，没必要不停的招兵买马，养不起。
一个战兵一个月足饷二两就好，四五两太多了。
什么养廉银、亲兵名粮这些更不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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