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时，光阴易逝。
不知不觉，便到了万历七年的元夕佳节。
古人很重视元夕，基本上从正月十三日开始就要大办灯会，热热闹闹起来。
自宋开始，元夕佳节最负盛名的活动，便当是鳌山烟火灯会。
而也因为鳌山烟火灯会是否要继续举办，朱翊钧和张居正还出现了分歧。
按照张居正的意思，办鳌山烟火灯会耗费甚大，当废止，而不当崇奢。
主要是因为儒家思想本来就是崇俭的。
如《论语》有言：“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节俭本就是儒家提倡的五德之一。
所以，不只是张居正，历史上很多名臣都有崇俭抑奢的执政理念，也因此发展到，历史上有许多地方官，还会禁止百姓娱乐，以正皇风为名，禁办社庙社戏。
当然，这里面也有害怕百姓聚众生事的原因。
总之，官僚士大夫很多都因此是不主张百姓有自己的娱乐生活的。
甚至不少士大夫还是主张严禁百姓娱乐，哪怕是个能臣好官，也会因为自身阶层与受所学知识的影响，更偏向于主张百姓受儒家教化，明五伦五德，而勤耕织，不当立淫祠、崇奢靡，而败风气。
只是官僚士大夫们，很多很难自己做到这一点。
包括张居正本人，他思想上是崇俭的，治家也很严，从不许子弟斗富比奢。
但他本人在这方面则很难做到。
其他士大夫更不必说。
所以，很多官僚士大夫崇俭禁奢，也只禁到了百姓身上。
张居正也是一样，尽管他在生活上也纵情声色，追求奢华，比如据历史上曾任大明吏部尚书的陆树声回忆说，张居正吃一顿饭会换四次华衣，但他在思想上的确是崇尚节俭的。
历史上数次要求朱翊钧要节俭，要减少宫廷消费。
“陛下，隆庆以来，乃岁供元夕之娱，靡费无益，故新政当节省为宜。”
张居正这时也对朱翊钧如此说了起来。
朱翊钧则道：“但如今国帑充沛，何况，一鳌山烟火灯会，也费不了多少帑银，但带来的却是能让百姓更为欢乐，商品交易也能因此更为发达。而税收无疑也会因此增收。更重要的是，能惠民，使百姓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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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朝廷解小民之困足矣，何必一味助其富若缙绅？”
“治政首要在于富国，其次强兵，而可使宗庙社稷长治久安，而惠民不过顺带之事而已。”
“陛下如今旨在富民，非是牧民之良策。”
“盖因人无所足，民一旦富便会求贵，一旦贵便会求安，是故，陛下若不崇俭以压人欲，则必难以填众人之欲，而社稷难安也。”
张居正这时说了起来，且道：“陛下或许当再读《韩非子》、《商君书》，而不仅仅是通鉴！”
在一旁负责起居注的沉鲤正执笔快速记录朱翊钧和张居正的对话，且因为听张居正这么说，而勐地抬起了头，诧异地看向了这位也算是自己老师的首辅。
他明显也意识到，天子真的与首辅张居正，在治国理念上起了冲突。
朱翊钧也知道，儒法兼修的张居正一直是站在维护大明整个统治阶层利益的角度在改制，在教导自己，而并不是真的站在庶民百姓一边，真的一心要让庶民百姓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对此，朱翊钧也不感到意外。
因为张居正改制的确真的只是为大明的国祚能长久下去，社稷能长治久安而已。
所以，张居正在进行清丈田亩这样的改革时，是以规劝的口吻在劝这个时代的大地主们，如要“出其百一之蓄，以完积年之逋”之言。
以及，在朱翊钧面前表达其改革目的时，张居正也只是说：“终身乘坚策肥，泽流苗裔”，即只是想让他这个君主将来日子好过，还能泽被后世君王。
而非是说要富天下之民，真的让天下百姓摆脱地主阶级的压迫。
朱翊钧作为皇帝，自然不能说张居正这样想不对。
而他也不可能要求张居正作为一个士大夫一员，就真的觉悟高到要为全天下庶民百姓谋幸福。
可朱翊钧既是皇帝，这个时代的大地主们的代表，他的皇庄所占田亩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也是一个来自后世受过十多年教育的人。
他比张居正要多知道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知识，知道人不是真的就能当牛马来对待，另外，也不可能真的指望一时间的改革，就能彻底结束熵增。
所以，朱翊钧这时只问着张居正：“先生觉得不顺从百姓求富求贵之欲，百姓求富贵之心就会消失，就会不存在吗？”
“回陛下，自然是存在的。”
“但陛下当利用天下百姓此等心思，行追求富贵之制度，而收天下百姓之心，即现行之科举，鼓励百姓读圣人书，从举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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