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路摆在胡适面前：一是迎难而上，认真钻研农学，提高成绩，拿到毕业证；二是认真反省，审视学农对自我成长之价值及意义所在。选择是困难的，胡适在两条路之间徘徊良久，最终选择了第二条路。在康奈尔大学附设的纽约州立农学院学习了三个学期后，胡适终于下决心改变所学专业，转入到该校文理学院。
“回去就自己问自己学这个有什么用？要是靠当时的活力与记性，用上一个晚上来强记，四百多个名字都可以记下来应付考试。但试想有什么用呢？那些苹果在我国烟台也没有，青岛也没有，安徽也没有……。我认为科学的农学无用了，于是决定改行，那时正是民国元年，国内正是革命的时候，也许学别的东西更有好处……但又有一个困难，文科要缴费，而从康大中途退出，要赔出以前二年的学费，我也顾不得这些。经过四位朋友的帮忙，由八十元减到三十五元，终于达成愿望。”
改习文科，虽是由兴趣所致，却也含有他“执笔报国”的心愿。就在转习文科的这年9月，胡适把法国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第一次译为中文，改名《割地》，登在《大共和日报》上。后来五四文学革命时，又恢复《最后一课》原名，收入他译的《短篇小说》第一集，列为首篇。从此，这脍炙人口的爱国名篇，因胡适用白话译出，便影响特大，在中国传诵数十年而不衰。稍后，他又翻译了拜伦的《哀希腊歌》，其词慷慨哀怨，也是激励人爱国之心的名篇。这些表明胡适爱好文学，他从事外国优秀文学的翻译介绍，为的正是要“以此报国”。
康奈尔大学设有“布朗宁征文奖”，以纪念英国19世纪诗人（维多利亚时代诗人） 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 1812—1889)。1914年春天，胡适写了一篇论文《论英诗人布朗宁（胡适译为卜朗吟）之乐观主义》，作为应此奖的征文。
5月7日揭晓，胡适竟得了奖，获奖金50美元。他以一个外国留学生获得这项布朗宁征文奖，在学校是少有的，因而各方面人士都有些出乎意料，报纸也作了报道和评论，各大城市报纸又加以转载，甚至登在着名的《纽约时报》上。于是，影响便大了，一些相识的人都先后来祝贺。
胡适当然也特别地的亢奋，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区区五十金固不足齿数，然此等荣誉，果足为吾国学生界争一毫面子，则亦“执笔报国”之一端也。”
显然，胡适是把个人争得的荣誉，同为祖国争荣誉联在一起了。
对于年轻学子，选专业，似乎是一件很难的事。对此，我们不妨听听胡适1958年6月5日在台大法学院的演讲——
校长、主.席、各位同学：
记得四十八年前，我考取了官费出洋，我的哥哥特地从东三省赶到上海为我送行，临行时对我说，我们的家早已破坏中落了，你出国要学些有用之学，帮助复兴家业，重振门楣，他要我学开矿或造铁路，因为这是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千万不要学些没用的文学、哲学之类没饭吃的东西。我说好的，船就要开了。
那时和我一起去美国的留学(课程)生共有七十人，分别进入各大学。在船上我就想，开矿没兴趣，造铁路也不感兴趣，于是只好采取调和折中的办法，要学有用之学。当时康奈尔大学有全美国最好的农学院，于是就决定去学科学的农学，也许对国家社会有点贡献吧！
那时进康大的原因有二：一是康大有当时最好的农学院，且不收学费，而每个月又可获得八十元的津贴；我刚才说过，我家破了产，母亲待养，那时我还没结婚，一切从俭，所以可将部分的钱拿回养家。另一是我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农民，将来学会了科学的农业，也许可以有益于国家。
入校后头一星期就突然接到农场实习部的信，叫我去报到。
那时教授便问我：“你有什么农场经验？”
我答：“没有。”
“难道一点都没有吗？”
“要有嘛，我的外公和外婆，都是道地的农夫。”
教授说：“这与你不相干。”
我又说：“就是因为没有，才要来学呀！”
后来他又问：“你洗过马没有？”
我说：“没有。”
我就告诉他中国人种田是不用马的。于是老师就先教我洗马，他洗一面，我洗另一面。他又问我会套车吗，我说也不会。于是他又教我套车，老师套一边，我套一边，套好跳上去，兜一圈子。接着就到农场做选种的实习工作，手起了泡，但仍继续的忍耐下去。
农复会的沈宗瀚先生写一本《克难苦学记》，要我和他作一篇序，我也就替他做一篇很长的序。我们那时学农的人很多，但只有沈宗瀚先生赤过脚下过田，是唯一确实有农场经验的人。学了一年，成绩还不错，功课都在八十五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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