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宁波。
暑气蒸腾，海风黏腻。港口码头上的木板被太阳晒得发烫，踩上去隔着鞋底都能觉出那股灼人的热气。海面上无风，水面像一块被烤得微微发白的铁板，反射着刺目的白光。岸边的木棉树叶子都蔫了，无精打采地垂着，连蝉鸣都比六月弱了几分。
但七月初七这一日，整座宁波港都沸腾了。
一艘船从东边来，吃水浅，帆面打了不止一处补丁，在晨光中像一只被反复修补过的旧鸟缓缓靠岸。船上没有旗号，没有兵卒，只有一个人站在船头。那人穿着一身灰白色的布衣，腰间没有佩刀，脚踩一双草鞋，发髻用一根素木簪束着，整个人朴素得像一个远行归来的普通行商。
港口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有人踮着脚张望，有人挤在栈桥两侧，有人爬上了货栈二楼的窗台。他们等的就是这个人——松平信纲，九州大名，东海的幕后者，那个用三十艘船强闯大朝海疆、最后被金塘岛一仗打回原形的日本武士。
他来了。真的来了。一人一船，布衣草鞋。
船靠岸时，栈桥上的木板在他脚下发出轻微的吱呀声。松平信纲跨上码头，站定，目光扫过四周黑压压的人群，然后微微低了低头，像在替整座九州海岸线向这片土地鞠一个简短的躬。
他身后没有跟任何人。没有随从，没有护卫，没有一个翻译。他就这样一个人走下了船，沿着码头那条被海风和日光晒得发白的石板路，朝着行辕的方向走去。人群在他经过时自动让开了一道窄窄的通道，没有人阻拦，没有人上前搭话。
他走得不快，每一步都踩得稳实，像一个人在反复确认自己脚下这条路的每一寸质地。
行辕正堂中，谭弘毅已经等在那里了。
他没有穿官袍。换了一件玄色的夏布直裰，腰间系一条素带，坐在案后，面前摊着一卷已经写好的和约文本，墨迹已干，纸页被镇纸压得平平整整。俞大猷站在侧门处，甲胄在身，腰悬佩刀，没有坐。
庭院中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然后停了。片刻后，一道灰白色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松平信纲跨过门槛，在正堂中央站定。他抬起头，与谭弘毅隔着一张案桌对视。两人都没有说话，堂中安静了几个呼吸的时间。窗外有风吹过桂树叶子的声响，像在替这段长久的沉默翻着页。
然后松平信纲退后半步，双手交叠，深深鞠了一躬。腰弯得极低，低到与他平行的视线中只剩下了自己的草鞋鞋尖和面前那片青砖地面的接缝。
他直起身时开口说了一句话，汉话生硬，带着浓重的九州口音，但每一个字都清晰地落在正堂安静的空气里：
谭大人。我输了。输得心服口服。
谭弘毅看着他。那张脸比他想象中更瘦，颧骨凸出，眼窝微陷，额角有一道不甚明显的旧疤。那双眼睛在鞠躬之后抬起来时，底下既没有屈辱的暗火，也没有刻意堆出来的温驯，只有一种在反复掂量了所有退路和代价之后、终于选择把刀放在桌面上时才会有的、平静到了极处的坦荡。
谭弘毅抬起手，示意他坐下。松平信纲在客位上落座，背脊依然挺直，双手搁在膝上。谭弘毅将案上那卷和约文本推到桌子中央，推到他触手可及的位置。
松平君，这是和约文本。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我希望你能在纸上再写一遍。
松平信纲接过和约，从第一行开始看。他的目光移动得慢而仔细，像在逐一核验每一句措辞是否准确、是否留下了任何可以日后反悔的缝隙。他看到第三款时停了一下——那是关于赔偿军费五十万两的条款——然后继续往下看，没有抬头。
看完最后一款后，他合上文本，搁回案面中央。他沉默了片刻，然后从怀中取出一管随身携带的毛笔和一方小小的印盒，打开盒盖，露出里面鲜红的印泥。他蘸了印泥，在和约末尾签名处按了下去。朱红色的印纹落在纸面上，鲜明如血。
然后他提笔，在印章旁边写下自己的名字，一笔一划写得很慢，笔迹端稳而克制。写完最后一个笔划时，他的手腕极轻地颤了一下。那颤抖细微得几乎看不见，只有正对着他的谭弘毅捕捉到了那短短一瞬的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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