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京城，春色已经浓得化不开了。甜水井胡同的槐树长满了新叶，密匝匝的绿荫在午后的阳光下投下一地碎影。宫里宫外的消息像春潮一样涌来涌去——大皇子的边将密信、二皇子的京营宴席、五皇子的诗社集会，一桩接一桩，热闹得像一场没有锣鼓的大戏。但在这场喧嚣的中心，有一处府邸始终安静得像一口深井，水面纹丝不动，连一个涟漪都不曾泛起。
三皇子朱桢的府邸在城东一条僻静的巷子里，门脸不大，比寻常亲王府矮了半截，门前的石阶磨得光滑发亮，一看就是住了几十年的老宅。没有宴席，没有夜客，没有车马盈门，连门房都懒洋洋的，檐下挂着的灯笼是素色的白纱，连个朱红的字都没描。路过的行人偶尔抬头看一眼，只觉得这座府邸安静得不像是皇子的住处，更像是某位致仕老臣的别院。
三月十二，礼部侍郎钱谦益的轿子从南城匆匆抬到了三皇子府门口。轿夫还没落稳轿杠，他已经掀帘走了出来，步履急促，官袍下摆被风吹得往后翻卷，连通报都等不及，径直穿过前院、绕过影壁，一路进了后堂。府里的下人认得他的脸，没人敢拦。
他是三皇子朱桢的岳父，平日里在朝堂上也是端方持重的人物，但此刻面色焦灼，眉间的皱纹像被刀刻出来的一样深。一进后堂，他便挥手屏退了左右侍从，待门合上后才压低声音开口，嗓子眼里像含着一团火：“殿下，别人都在动，您怎么不动？”
朱桢正在书房临帖。他端坐在书案前，腰背笔直，面前摊着一幅《九成宫醴泉铭》的拓本，纸面微微泛黄，墨痕沉静。他手中执着一管狼毫，笔尖悬在纸面上方寸许，稳稳地落下去，写了一个“永”字。笔锋沉着，墨色匀净，一笔一划都带着一种不急不躁的力道，仿佛满屋子的焦灼跟他没有半点关系。听到岳父的话，他没有抬头，笔也没有停，笔尖缓缓地收住最后一钩，才淡淡开口，语气平得像一碗放凉了的茶：“动什么？”
钱谦益急得在屋里踱了两步，靴底磕在青砖地面上发出急促的声响，又猛地停住。他转过身来面对朱桢，压着嗓子，声音却比方才更急促了几分，像一根绷紧的弦：“大殿下拉边将、二殿下结勋贵、五殿下办诗社——人家都在布棋，您连棋子都不摆！再过几个月，父皇万一……万一有个闪失，您拿什么跟他们争？”他说到最后几个字时，声音压得更低了，低到像是在说一句不该说出口的忌讳话。
朱桢写完那个“永”字，搁下笔，笔杆落在青玉笔架上发出极轻的一声响。他低下头，轻轻吹了吹纸面上未干的墨迹，气息均匀而绵长，像在完成一件必须做好的事。然后他才抬起头来，目光平静地落在岳父脸上，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与年龄不相符的沉定，像一块石头稳稳地立在湍急的水流中央：“父皇还在。他好好的，我动什么？”
钱谦益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被他这一句堵了回去。他在书房的门口站了片刻，官靴微微挪动了一下，又停住了，急得额头沁出细密的汗珠，在烛光下泛着亮：“可是……可是那些人不会等您啊！”他的声音里已经带上了几分焦灼的颤意，像是眼看着一艘船在眼前驶离码头，而船上的人却还在慢条斯理地整理衣襟。
朱桢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半扇窗。午后温软的春风从窗外涌进来，带着院子里那株桃花的香气，淡粉色的花瓣在微风里轻轻颤动着，偶尔有一两瓣被风吹落，打着旋儿落在窗台上。他站了一会儿，目光落在那株桃树上，看着那些花瓣在风里起落。然后他转回身，看着钱谦益，语气从容依旧，不疾不徐地开口，像在给一个心急的学生讲一道并不难的题：“岳父，您听过‘鹬蚌相争’的典故吗？”
钱谦益愣住了。他张着嘴，喉结上下滚了一下，那些急切的词句像是被一把无形的锁卡在了嗓子眼里，一个字也吐不出来了。他慢慢合上嘴，目光落在朱桢平静的脸上，忽然觉得自己跑了半个京城赶过来的那些话，在这一句面前全都失了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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