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场平稳度过，并未带来多少轻松，反而像是一场漫长战役的序幕拉开。
短暂的休整后，第二场的号角随着试卷的递入而吹响。
这一场，考的是 “五经文”五篇，需从《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中各选一经，作义理阐发之文。
与首场相比，题目更为专深，不仅要求对经文本身烂熟于心，更需要对历代注疏有广博的记诵和深刻的理解，是对考生经学功底更为严苛的审视。
谭弘毅沉心静气，依次浏览五道题目。
前四题虽各有难点，但尚在他精心准备的范围之内，或引经据典，或阐发义理，皆能在他构建的“藏锋”框架内从容应对。
然而，当目光落在最后一道，选自《春秋》的题目时，他的眉头几不可察地蹙紧了一下。此题涉及《春秋》中一段关于“宋人及楚人平”的记载，要求论其“微言大义”，评判宋、楚双方及当时诸侯的态度。
这道题，恰好触及他之前与苏静姝书信往来中，深入讨论过的一个学术争议点。
当时他结合自己对历史规律的理解，提出过一个不同于主流《公羊》、《谷梁》注疏的见解，认为此事件更反映了在霸权争雄下，小国为求生存的无奈与外交智慧，而非传统注疏中一味强调的“尊王攘夷”或“贵义贱利”。
苏静姝在回信中亦引证数部相对冷门的杂史，支持了他的部分观点，两人曾为此探讨良久。
此刻，在考卷上直面此题，他顿时陷入了两难。
若按自己与静姝讨论后形成的理解来写，固然新颖且在他看来更为合理，但必然偏离官方推崇的《胡氏传》主流观点，极易被阅卷官视为“穿凿附会”、“标新立异”，在当下敏感的氛围中，风险极大。
若完全照搬旧注，固然安全，却又流于陈词滥调，流于平庸，难以在数千份考卷中脱颖而出，更违背了他追求“经世致用”的学问本心。
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是坚持己见而冒险，还是屈从流俗而求稳？
他闭上眼，脑海中闪过周山长“守正出奇”的教诲，闪过冯师“藏锋”的叮嘱，也闪过苏静姝那双充满智慧与理解的眼眸。
不能硬碰，也不能完全妥协。
片刻的挣扎后，一个念头如电光石火般闪过。
他重新提笔，蘸墨，开始了书写。他采取了一种 “巧妙平衡” 的策略。
文章开篇，他先立正论，以严谨的笔触，清晰地阐述了《胡氏传》对此事的主流观点，即强调“尊王”大义，批评宋、楚的私下媾和，论述充分，引证确凿，确保在主体框架上“守正”无误，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在充分论证了主流观点之后，他笔锋悄然一转，以探讨和补充的语气引入：“然亦有先儒认为……” 在这里，他并未直接抛出自己的观点，而是将自己与苏静姝探讨后形成的、更为合理的见解，巧妙地包装成某位“先儒”的看法（他虚拟了一位前朝不甚出名但以考据见长的学者“南山先生”），引述其考据史料，指出当时周王室衰微、晋楚争霸的复杂背景，分析宋国作为小国在夹缝中求存的艰难与不得已的外交选择。
他写得极其谨慎，将这种“别解”严格限定在补充、丰富主流观点的范围内，强调其“亦备一说”，而非否定主流。
如此行文，既展示了自身博览群书、不拘一格的学识，体现了对经典的多角度思考，又规避了直接挑战权威、被视为“穿凿”的风险。
他将可能引起争议的“锋芒”，用“先儒遗说”的古雅外衣严密地包裹起来，如同将一颗新酒装入一个看似古朴的旧坛。
完成这篇《春秋》义，他轻轻舒了口气，感觉比写完前四篇加起来还要耗费心神。这种在刀尖上行走的平衡，需要极高的掌控力。
他仔细检查了一遍，确认无误，才将试卷小心放好。
然而，就在他刚放松下来，准备闭目养神片刻，应对接下来可能更耗心神的诗赋或策论时，号舍外原本还算明亮的光线，突然毫无征兆地迅速变暗。
他抬头从栅窗望去，只见方才还只是薄云的天际，此刻已是乌云翻墨，层层汇聚，天色变得异常昏暗。
紧接着，一阵疾风刮过贡院，卷起地上的尘土枯叶，打在号舍的木板墙上，发出“噗噗”的声响，更从栅窗缝隙中钻入，吹得他案上的稿纸哗哗作响，险些被吹走，他连忙用手压住。
谭弘毅的心猛地一沉。
这分明是大雨将至的征兆！
这是考生最不愿看到的天气。
且不说疾风骤雨带来的寒意容易致病，单是那雨水一旦渗入号舍，浸湿了试卷稿纸，或是导致墨迹晕染，便是足以让数年心血付诸东流的灾难！
他下意识地将试卷和稿纸往干燥的角落挪了挪，忧心忡忡地望向那越来越低的乌云，心中祈祷这雨不要来得太猛，也不要持续太久。
然而，天威难测，豆大的雨点已经开始稀稀落落地砸在瓦顶和地面上，发出清脆而令人心惊的响声，预示着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在这狭小如囚笼的号舍内，他不仅要与考题搏斗，与自身的疲惫抗争。
如今，更要开始与这突如其来的天时对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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