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粮不是工钱。”
“二两加量也不是。”
程素问把两句话并排写在钟楼板上。
七月十八日卯时，西墙临时土垒需要第一批一百八十名劳工，报名者只有九十七人。不是城里没人肯救墙，而是过去所有“先救急”的活，最后都只剩一张没有期限的欠条。
三名昨日拒绝连工的土工也来了，却没有报名。他们要先知道五日做完能得到什么、何时得到、谁来偿还。
严复礼说县库无现银。
韩家粮在封查，不能发。公粮只剩二千九百二十五斤六两，连基础与加量都撑不满四日，更不能提前拿五日后的粮许诺工资。
有人提议按军役征发。
梁静慈先否决：“城中现有军户多是眷属，边村人也不在归雁军籍。用一张旧军令把所有人变成军役，只会让以后人人藏起力气。”
有人说城墙保住便是所有人的报酬。
田桂枝问：“那做墙的三百人比没做墙的人多付五日力气，凭什么只得到一样的好处？”
争论最终回到一个最难看的事实：归雁需要今日的劳动，却没有今日可付的银粮。
程素问提出工票。
工票不写“一票兑一斤粮”。没有粮便不能这样写。票面只记完成的工种、工时、风险档和折算工值，由未来明确收入按次序兑付。第一批兑付来源列三项：军械废铁依法处置后的公共份额、县衙未来收到的城修专款、追缴失粮与假验仓所得中确认属于公共的部分。
哪一项没有到账，便不能假装已经有钱。
沈棠宁问：“若三项都不到？”
“票仍是债，不是钱。”程素问说，“所以必须写最迟复议日，不能写必兑日。”
工票分三档。运土、编袋、烧水等普通工每个三时辰班记一工；拆砖、夯筑、木架等需技能或高风险者，经匠头与同组见证核实，记一工半或二工。重劳加量仍按实际消耗发，与票面工值分开。
有人质疑匠头会把亲近者都写二工。
贺三木同意自己不能单签。每组工牌由匠头、同组推选人和外区记工人三方按印；完成量也写明，运土多少筐、拆砖多少层、木架哪一段，不能只写“干了一天”。
工票一式三联。劳工持正票，工地留根，钟楼留总联。纸边用不同齿口裁开，编号按工地、日期和组别连续。遗失可凭留根申请挂失，旧票编号当众作废，不能谁捡到便兑。
拆宅材料补偿不用工票。
屋梁、门板和瓦属于物料债，另发料票，记原门牌、数量、成色和使用位置。屋主若也参加拆运，可同时取得工票；不能用一张工票把房屋和劳动一起买断。
马氏看完问：“工票能转给别人么？”
若完全禁止，急需铜钱买药的人会私下转卖，县衙只会看不见。若随意转让，大户可低价收尽，再拿整叠票向公共账索偿。
最终规则允许转让，但必须在钟楼或四处粮点的见证桌背书，写原持有人、受让人、实际成交物和日期。票面债额不因低价成交增加，公共兑付仍按原工值；同一张票七日内最多转一次，避免层层倒手遮掉来源。
严复礼问：“能否禁止低价？”
“县衙若有钱按票面收回，自然可以。”沈棠宁说，“没有钱，却不许缺钱的人卖，是让他替规则承担全部等待。”
价格不能强定，交易却必须看得见。
工票兑付顺序也不按谁认识官吏。先按到期批次，再在同批内优先处理伤残、死亡家属和仍在城内的原劳动者；转让票与原票同批，不因买家有钱便插队。每次公共收入到账，先公示总额、可兑比例和剩余债，再开兑。
死亡与伤残另立事故栏，不用多发几张普通工票了结。工地事故先记录发生位置、当班安排、防护是否落实和即时救治；应承担的抚恤与医药债单列。若把伤残补偿都折成工值，越重的伤便越像多做了几日活，责任反而被藏起来。
工票也不替代事故追责。木架倒塌若因匠头错定支点，不能只给伤者票后继续施工；若劳工擅离绳位，也要记录具体行为。票证明劳动债，不证明工程各方无过错。
有人提出让工票优先兑公粮，报名人数必然更多。程素问将公粮板搬到旁边：二千九百二十五斤六两只够基础和现有加量不足四日。现在许诺一工兑粮，等于把尚未到手的第五日粮同时答应给住民和劳工两次。
“若追回四百八十斤呢？”
“追回后先确认是公共粮，再由议事决定是否补回被偷口粮、重劳加量或兑票。今日不能替一袋尚未找到的麦安排三个用途。”
韩家西仓六百八十七斤八两无线索粮同样不写进兑付来源。无线索不等于无主，更不等于公产。只有失粮批号、寄存权属或依法追缴结论明确后，公共份额才进入工票兑付池。
第一批票用县衙旧空牒裁制，引起军户反对。旧空牒可能已被人拿走仿造，流放途中总路引便曾以预盖印空牒替换。沈砚白因此不用县印单独防伪，而采用三种并存记号：纸边齿口与留根合纹、当日工地泥印、劳工自己选择的一笔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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