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屋住下来的第三天，苏炎决定去采访杨先富。
它已经提前做了功课——不是用麻雀的身份，而是用“自由撰稿人苏炎”的身份。它从老村长那里打听到，杨先富每天上午会坐在门槛上晒太阳，那时候精神状态最好，适合聊天。
“系统，”它在出门前在心里问，“你说杨先富会愿意跟我聊吗？”
【本系统分析：杨先富之前愿意把秘密告诉文管所的人，是因为他憋了几十年，终于想说了。现在他是“想说”的状态，只要有人问，他就会说。宿主去采访，他应该不会拒绝。】
“但他不认识我。一个陌生人突然去问他几十年前的事，他会起疑吗？”
【所以宿主需要一个引荐人。建议让老村长带你去。】
苏炎想了想，觉得有道理。它去了老村长家，表婶正在院子里晾衣服。
“表叔在吗？”
“在堂屋呢，进去吧。”
苏炎走进堂屋，老村长正在看报纸。看见苏炎进来，他放下报纸。
“表叔，我想去采访杨先富老人，写一篇关于王光泽烈士的文章。”苏炎开门见山，“但我跟他不熟，您能不能带我去？”
老村长看了苏炎一眼。“你真要写？”
“真写。”
老村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吧。”
两个人沿着青石板路往杨先富家走。路过井台边的时候，赵婶正在洗衣服，看见苏炎跟老村长走在一起，多看了两眼。
“村长，这是谁啊？”赵婶喊了一嗓子。
“我远房表侄，苏炎。”老村长说，“南市来的，记者。”
赵婶的眼睛亮了。“记者？写报纸的那种？”
“对。”苏炎冲她笑了笑。
“那你得写写咱们村！泡桐树底下那个红军师长，就是咱们村发现的！”赵婶嗓门大得半条街都能听见。
“正要去写呢。”苏炎说。
张婶和刘婶也从院子里探出头来。苏炎一下子成了焦点，它有点不习惯，但心里暖暖的。
杨先富家的门虚掩着。老村长敲了敲门，喊了一声：“杨大爷，我进来了。”
里面传来咳嗽声，然后是慢吞吞的脚步声。门开了，杨先富站在门口，佝偻着背，手里拄着拐杖。
“村长，什么事？”
“这个是我表侄，苏炎。南市来的记者，想问问你当年泡桐树的事。”
杨先富的眼神闪了一下。他看了看老村长，又看了看苏炎，沉默了几秒。
“进来吧。”
苏炎跟着老村长进了屋。屋里很暗，有一股中药味和旱烟味混合的气味。杨先富让他们在堂屋坐下，自己去倒了三碗水。他的手有点抖，但比苏炎上次见他的时候稳多了——延寿丸起作用了。
“想问什么？”杨先富坐下来，看着苏炎。
苏炎从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和一支笔。它没有录音笔——系统说可以兑换，但苏炎觉得用笔记录更有仪式感。
“杨大爷，我想问您一九三四年的事。您愿意跟我说说吗？”
杨先富沉默了一会儿。他拿起旱烟袋，点了几次才点着。抽了一口，咳嗽了一阵。
“那是一九三四年冬天。”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我那年八岁……”
苏炎一笔一划地记着。它没有打断杨先富，也没有追问。它只是听着，偶尔点头。
杨先富讲了很久。从那个冬天的早晨讲起——他如何偷偷跑出去捡柴火，如何在泡桐树下看见几个当兵的押着一个人。那个人一直在挣扎，喊着“共产党万岁”，然后枪响了。他如何躲在树后，等当兵的走了才敢出来。他如何用铁锹挖了一个坑，把那个人埋了。
他讲了自己这几十年——如何不敢跟任何人说，如何每天晚上梦见那个人站在树底下问他“你为什么不说话”，如何老了之后每天都去泡桐树下坐一坐，烧一炷香。
他讲了今年春天的事——文管所的人来了，他终于说出来了。考古队挖出了遗骸，脚踝上还戴着铁镣。那个人被迁走了，葬在烈士陵园。
“我这辈子，值了。”杨先富最后说，“该说的话说了，该送的人送了。死也能闭眼了。”
苏炎放下笔。它看着杨先富——这个满脸皱纹、佝偻着背的老人，曾经是一个八岁的孩子。他守了一个秘密四十八年，终于说出来了。
“杨大爷，谢谢您。”苏炎说，“我会把您的故事写下来，让更多人知道。”
杨先富摆了摆手。“不用谢我。要谢，谢那个王师长。他替咱们死的。”
苏炎在笔记本上写下最后一句话：他替咱们死的。
从杨先富家出来，老村长走在前面，苏炎跟在后面。两个人沉默了很久。
“表叔，”苏炎开口了，“王光泽烈士的事，除了杨大爷，还有谁知道细节？”
“考古队的人知道，小五子知道。”老村长说，“县里也有人知道。但你要写文章，最好再找小五子聊聊。他手里有鉴定报告，有段苏权将军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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