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兰帮她把窗帘挂好，站在窗口往外看。
井架上的灯在雪幕里变成了一团模糊的橘黄。
窗台上那盆文竹还是青翠的，旁边搁着何建设打的铁皮盒子，盒子里除了备用字锤弹簧和色带，还多了一枚今天早上刚换下来的旧键帽。
河滩上那片苹果树的枝条上落了一层薄薄的雪。
程建国拄着拐杖站在坡顶，秀兰站在他旁边。
她把他大衣领子上那根松了的线头重新缝好了，拿针挑了三个来回，线头终于不再翘起来。
她把针线包揣进口袋里，说你这件大衣穿了好些年，明年冬天换件新的。
他说不用，这件的口袋位置他摸惯了，伸手进去就是搪瓷缸子的热度。
他把手从大衣口袋里抽出来，把她的围巾往上拉了一下。
围巾是灰色的，毛线已经起了球，是她刚嫁过来那年许翠兰拿旧毛衣拆了重新织的。
雪还在下。
井架上的灯还是亮着的。
远处水房那边有人在挑水，铁桶搁在水泥地上的声响穿过雪幕传过来。
何建设家门口的枣树被雪压弯了一根细枝，姚小琴推开门把那根枝条上的雪轻轻抖掉了。
打字室的窗户关了，暖黄的灯光漏出来，滚筒上夹着一张还没打完的蜡纸，纸上排着明年开春井下排水管网分区图的新标题。
秀兰转过脸来把手搁在他大衣口袋上，问他退休以后想干什么。他说继续种苹果树。
她说河滩上那片地已经种满了。
他说河对岸还有一片坡。
她把这话在心里过了一遍，把手伸进他大衣口袋里，穿过袖子上那第三个焦洞，手背贴着他的手背。
他的手指头还是粗大结实，骨头上包着一层薄薄的皮。
多少个冬天都过去了，井架上的灯还是稳稳地亮着。
地是不跑的，树也是不跑的。
2001年的秋天，矿务局第一中学换了新校门。
铁栅栏门换成了不锈钢的，门柱上镶着一块铜牌，上面刻着省级示范中学几个字。
揭牌那天韩局长已经退休了，新局长姓马，是从省煤炭厅调来的，四十出头，戴着一副无框眼镜。
他把红绸布从铜牌上扯下来的时候，操场上的学生鼓了掌。
秀兰站在教师队伍里，看着那块铜牌在太阳底下反着光。
她想起这所学校还叫矿务局子弟中学的时候，校门是两扇铁皮门，门轴涩了会嘎吱嘎吱地响。
现在铁皮门拆了，门柱上多了块铜牌，操场跑道从煤渣换成了塑胶，篮球架也从木头换成了钢管的。
但教室还是那栋三层红砖楼，窗户还是木框的，冬天照样糊霜花。
她教了二十三年书。从矿务局子弟中学教到矿务局第一中学，从二十出头教到四十多岁。
头上已经有了不少白头发，程建国帮她拔了几年，后来不拔了，说白头发拔一根长三根。
她说不拔就不拔，反正矿区的水硬，谁到了这个岁数头发不白。
孙爱莲的头发全白了，白得发亮，她也不染，说白头发配白大褂，正合适。
程建国也白了头发。
他的头发本来就少，白了以后更显稀疏，但脊背还是挺的。
他拄了二十多年拐杖，拐杖头的橡皮包头换了好几个，木头把手被手掌磨出了一层暗红色的包浆。
每天他还是拄着拐杖从北区走到机关楼，沿着杨树夹道的土路，经过水房门口，经过许翠兰家门口，经过打字室那扇朝西的窗户。
杨树已经长到三层楼高了，土路换成了水泥路，水房门口的铁桶换成了不锈钢桶。
但路还是那条路，井架还是那座井架，井架上的灯还是亮着的。
许翠兰不再纳鞋底了。
矿上早就废了传送带，改用了钢丝绳芯的，不能割了纳鞋底。
她也不闲着，在南区开了个便民服务站，帮矿上退休的老头老太太量血压送常用药。
她家老大已经是机修厂的车间主任了，管着四五十号人，和他师父耿德昌一样骂人骂得狠，但下班了也会把徒弟叫到家里吃饭。
耿德昌去世的时候把所有徒弟叫到床前，把用了大半辈子的工具箱留给了许翠兰家老大。
那把旧台钳还在车间里搁着，钳口还是当年耿德昌亲手校过的。
何建设和姚小琴家的儿子何亮亮已经上初中了，在秀兰班上。
这孩子像他妈，做事仔细，字写得好，每次交作业都拿直尺比着画等号。
何建设说他从小在打字机旁边长大，刚学会走路的时候就踮着脚够键盘，他妈把他抱到桌前坐着，他把整个滚筒的蜡纸全部打满了一串乱码。
现在他不乱打了，能帮他妈用电脑打字。
矿务局在一九九八年统一换了电脑，打字室那批老打字机全退了，只有姚小琴留了一台。
那台老打字机搁在家里书房窗台上，滚筒上还夹着最后一张蜡纸，纸上打着一行字：
1998年12月31日，打字室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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