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击中了尹晴。她突然明白，悲伤不仅是关于失去，也是关于记住。当集体为了“保护”悲伤者而避免提及逝者，实际上是在加速逝者的社会性死亡——在公共记忆中被抹去。
“你想怎么记住他？”尹晴问。
春婶想了很久：“我不知道。就是……希望他的名字还能被提起，他做过的事还能被记得。不要因为他死了，就当他没存在过。”
那天晚上，尹晴失眠了。她思考着一个村庄应该如何对待死亡和悲伤。这似乎超出了“社区营造”的常规范畴——那些范畴更关注如何让活着的人活得更好，而不是如何与死去的人保持连接。
几天后，她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在村委会的公告栏上，贴了一张简单的告示：
“春婶的儿子阿强，今年三月因车祸去世，终年二十八岁。阿强在溪云村长大，曾就读村小，帮母亲经营餐馆，后考入大学，成为村里第一个建筑专业的大学生。他性格开朗，乐于助人，喜欢爬山和摄影。
如果你记得阿强，愿意分享关于他的记忆，可以写在纸条上投进村委会门口的信箱。这些记忆将整理成册，交给春婶。
溪云村是我们共同的家园，这里生活过、离开过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家园的一部分。”
告示贴出后，村里再次掀起波澜。
有人支持：“早该这样了，死亡不应该成为禁忌。”
有人质疑：“这不是在揭春婶的伤疤吗？”
有人困惑：“咱们村贴这个，游客看了会不会觉得晦气？”
但信箱里确实开始收到纸条。起初很少，一两条，后来渐渐多了。
一张孩子歪扭的字迹：“阿强哥哥教过我爬树，他说要抓紧，别怕。”
一张秀兰的字条：“阿强上初中时，经常来织娘坊帮他妈拿缝补的衣服，每次都礼貌地说谢谢。”
老康放了一张小画：一个少年在溪边扔石子的背影。
根叔的纸条最简单：“那孩子，实诚。”
虎子写了很长：“阿强考上大学那年，村里给他凑学费。他说以后一定回报。去年他回来，真的捐钱给村小买了图书。他做到了。”
陆远舟从数字档案里找出了几张阿强少年时的照片扫描件，是陈默偶然拍下的：阿强在祠堂前打篮球，在茶园帮忙，在餐馆端盘子。
纸条和照片越来越多。尹晴把它们整理在一个大本子里，每一页都贴着纸条和照片，旁边留白，方便春婶自己添加。
一周后，她带着本子去了春婶家。
春婶翻开本子，手在颤抖。她一页页看，看得很慢。看到某处，她会停下来，眼泪掉在纸上，又赶紧擦掉，怕弄花了字迹。
看了很久，她合上本子，抱在怀里。
“谢谢，”她说，声音哽咽，“这些……比任何安慰都有用。”
那天之后，春婶似乎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她依然悲伤，但不再那么孤立。有时她会主动提起阿强：“阿强小时候也爱在这棵枣树下玩。”“这道菜是阿强最爱吃的。”
村民们也不再刻意回避。偶尔闲聊，会自然地说：“阿强那孩子，确实懂事。”“记得有一次……”
阿强的名字重新回到了村庄的日常话语中。不是作为禁忌，也不是作为话题中心，只是作为一个曾经存在过、被记得的人。
端午节后一个月，春婶在餐馆后院，那棵歪脖子枣树下，立了一块小石头。石头很普通，就是后山常见的青石，没有刻字，只是静静地立在那里。
有人问：“春婶，这石头是？”
春婶说：“没什么，就放着。阿强小时候喜欢坐在这树下，说凉快。”
石头没有标记，没有说明，但它立在那里，像一个安静的见证。孩子们玩捉迷藏时会靠一下，老人乘凉时会坐一会儿。它不打扰任何人，只是存在。
尹晴有一次看到，一只鸟停在石头上，叽叽喳喳叫了几声，又飞走了。阳光透过枣树叶，在石头上投下晃动的光斑。
那一刻她忽然明白：对死亡的容纳，是对生命最深切的尊重。一个只庆祝生、回避死的社区，是不完整的。真正的韧性，不是没有悲伤，而是能够承载悲伤，让它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不是作为需要克服的障碍，而是作为生命本身不可分割的维度。
她开始思考，溪云村是否应该建立某种更正式的机制，来容纳和纪念失去。不是宏大的纪念碑，而是细微的、渗透在日常中的方式。
她和几位老人商量。老康说：“以前村里有人去世，会在祠堂的墙上挂个牌位。后来祠堂改造，牌位都收起来了。”
根叔说：“也不是非要牌位。就是……得有个地方，让人知道，谁来过，谁走了。”
最终，村委会决定在文化展示中心的一个安静角落，设置一个“溪云记忆墙”。墙上没有照片，只有一个个小小的、可更换的木质名牌，上面刻着名字和生卒年。任何人——村民或曾在这里生活过的外人——都可以申请为逝去的亲人挂一个名牌，费用由村集体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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