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触动了大家。记忆不仅是关于“发生了什么”，也是关于“谁经历了什么”。同一个事件，对于不同位置、不同境遇的人来说，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
林溪——作为年轻一代代表参会——提出了新视角：“我在想，这些记忆矛盾本身，不就是最真实的历史吗？它告诉我们，历史不是单一叙事，而是多声部的合唱，有时甚至是不和谐音。一个敢展示不和谐音的村庄，可能比一个只有和谐音的村庄，更值得信任。”
“但信任是脆弱的，”虎子反驳，“一旦人们开始争论谁的记忆更真，信任就可能破裂。咱们村这些年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凝聚力，可能经不起这种争论。”
讨论陷入僵局。这时，陆远舟提出了一个技术性建议：“也许我们可以设计一种分层系统。第一层是‘公共记忆叙事’——经过协商的、相对一致的版本，面向所有访问者。第二层是‘多元记忆库’——保存所有差异版本，但访问需要权限，主要用于研究和内部参考。第三层是‘记忆对话空间’——邀请亲历者对有分歧的记忆进行对话记录，呈现协商过程本身。”
“这个好，”秀兰眼睛一亮，“既保全了面子，也留住了里子。”
但老康问：“那‘记忆对话空间’，真有人会来对话吗？比如我和老李的儿子——如果他还愿意谈——坐在一起，说当年他爹怎么记的，我怎么记的？这不容易。”
“不容易，但也许值得尝试。”尹晴说，“如果我们能记录下这种对话，记录下人们如何面对记忆的分歧，如何试图理解彼此的视角，那本身就是一种珍贵的记忆——关于我们如何与自己的过去相处。”
会议最终采纳了陆远舟的分层方案。同时决定，邀请几位老人在自愿前提下，尝试一次“记忆对话”，主题就是“1978年大旱”。
对话安排在一个下午，在老康家堂屋进行。参与者有老康、根叔、福旺叔，还有李老汉的儿子李建国——他现在五十多岁，在城里工作，特意请假回来。
陆远舟架设了录音录像设备，但尽量保持低调。尹晴作为主持人，开场很简单：“今天我们不争论谁记得对，只是各自说说，那年的大旱在自己记忆里是什么样的。”
老康先说了挑水的辛苦，水洒了半路的懊恼，还有母亲用省下的水给他擦脸时的感动。
根叔说了泉眼没完全干涸的细节，以及大家如何自发组织排队，定下“一家半小时”的规矩。
福旺叔说了作为生产队长的压力：要向上级报告灾情，又要鼓舞士气；组织打井时的技术困难；终于出水时大家的欢呼。
轮到李建国，他沉默了很久，才开口：“我那年生了一场怪病，高烧不退。村里赤脚医生看了说要去县医院，但早路不好走，又缺水，耽搁了。我爹背着我走了二十里路，到医院时已经晚了。他后来一直说，要是没旱，路好走些，水不缺，也许我能救回来。”
他停顿，声音有些哽咽：“所以我爹记那年的旱，记的是我的命。你们记得的苦和难，在他那里，是丧子之痛。他临终前还说，那年天太干，把我蒸干了。”
堂屋里一片寂静。老康伸手，拍了拍李建国的肩膀。这个简单的动作，胜过千言万语。
对话没有达成“共识”，没有弥合分歧。但每个人离开时，脸上都有一种释然——不是问题解决了，而是被理解了，自己的记忆版本被认真倾听和尊重了。
陆远舟后来对尹晴说：“我录过很多访谈，但这次最特别。它不是关于‘事实是什么’，而是关于‘事实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什么’。这种意味本身，构成了记忆的厚度。”
分层系统上线后，数字记忆档案馆有了新的访问说明：
“本馆包含三个层次：1）公共叙事层——呈现溪云村共享的历史记忆；2）多元记忆层——保存个体记忆的差异与对话（需申）；3）记忆协商层——记录我们如何面对记忆的分歧（研究用途）。
我们相信，记忆不是单数，而是复数；不是终点，而是对话的开始。欢迎你进入溪云村的记忆之河——它有多条支流，有时交汇，有时分离，但都奔向同一片大海：我们对这片土地共同的爱与归属。”
访问数据很有意思：大多数游客和普通访问者只浏览第一层；学者和研究者在申请权限后探索第二层；而第三层的“记忆对话”录像，成为一些大学社会学和口述史课程的案例材料。
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村里。有了“记忆可以有分歧”的认知后，人们反而更愿意分享那些“不太一样”的记忆。因为知道不会被要求“统一口径”，不会被质疑“你是不是记错了”，记忆的分享变得更加松弛和真实。
老康开始画一些他之前犹豫的画面：包括那次山林纠纷中双方对峙的紧张，包括王瘸子去世后他家人哭红的眼睛。他说：“以前觉得这些画出来不好看，现在觉得，好看不好看不重要，真不真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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