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分歧很快体现在更具体的事情上。
民宿主李锐提出，他想把自家民宿的房价上调20%。“现在咱们村名气大了，来的人层次也高了，他们愿意为更好的体验付费。我们提供更高端的服务，匹配更高的价格，合情合理。”
但经营小餐馆的春婶不同意：“你涨价，其他民宿跟不跟？都跟了，整个村的消费水平就上去了。那些普通游客、回头客怎么办？咱们村不能变成只给有钱人来的地方。”
“市场规律嘛，”李锐说，“而且，高端游客消费能力强，对村里经济拉动更大。”
“那原来那些老顾客呢？那些每年都来住几天、像走亲戚一样的人呢？”春婶有些激动，“他们就该被淘汰？”
争论没有结果，但裂痕已经可见。现场会带来的光环，正在村庄内部制造新的分层：那些直接受益于“典范”标签的产业（高端民宿、深度体验项目）与那些服务于日常、大众的业态之间，出现了潜在的利益和认知分化。
更隐性的变化发生在日常互动中。尹晴注意到，一些村民在公共场合说话时，开始有意无意地使用从现场会材料里学来的词汇：“系统性谋划”、“整合资源”、“提升能级”。这些词本身没错，但当它们取代了朴实的日常语言，总让人觉得中间隔了一层什么。
老康感觉到了另一种压力。来找他听故事的人更多了，但很多人不是来“听”的，是来“验证”的。有人拿着新闻报道问他：“康爷爷，这里说您保存记忆是‘文化自觉的体现’，您当时是怎么想的？”老康只能摇头：“我没想那么多，就是想画下来。”
孩子那边也有变化。小豆的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我眼中的典范家乡》。小豆写了她喜欢的角落：后山能挖到奇怪石头的土坡、小溪里某块形状特别的石头、老康爷爷画画时铅笔的沙沙声。作文被老师退回，批注：“要突出家乡的发展成就和正面形象，不要只写个人琐碎感受。”
小豆哭着问妈妈：“我的家乡不对吗？”
所有这些细微的波动，像无数个小涟漪，在村庄平静的表面下交织、碰撞。还没有形成大浪，但水的质地已经在改变。
一周后，尹晴召集了一个非正式的“茶话会”，没有固定议题，只邀请了一些觉得“有话想说”的村民。地点不在会议室，就在村委会院子里，几张方桌，一壶粗茶。
起初大家只是喝茶，没人说话。尹晴也不催，只是给大家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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