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分歧很快体现在更具体的事情上。
民宿主李锐提出,他想把自家民宿的房价上调20%。“现在咱们村名气大了,来的人层次也高了,他们愿意为更好的体验付费。我们提供更高端的服务,匹配更高的价格,合情合理。”
但经营小餐馆的春婶不同意:“你涨价,其他民宿跟不跟?都跟了,整个村的消费水平就上去了。那些普通游客、回头客怎么办?咱们村不能变成只给有钱人来的地方。”
“市场规律嘛,”李锐说,“而且,高端游客消费能力强,对村里经济拉动更大。”
“那原来那些老顾客呢?那些每年都来住几天、像走亲戚一样的人呢?”春婶有些激动,“他们就该被淘汰?”
争论没有结果,但裂痕已经可见。现场会带来的光环,正在村庄内部制造新的分层:那些直接受益于“典范”标签的产业(高端民宿、深度体验项目)与那些服务于日常、大众的业态之间,出现了潜在的利益和认知分化。
更隐性的变化发生在日常互动中。尹晴注意到,一些村民在公共场合说话时,开始有意无意地使用从现场会材料里学来的词汇:“系统性谋划”、“整合资源”、“提升能级”。这些词本身没错,但当它们取代了朴实的日常语言,总让人觉得中间隔了一层什么。
老康感觉到了另一种压力。来找他听故事的人更多了,但很多人不是来“听”的,是来“验证”的。有人拿着新闻报道问他:“康爷爷,这里说您保存记忆是‘文化自觉的体现’,您当时是怎么想的?”老康只能摇头:“我没想那么多,就是想画下来。”
孩子那边也有变化。小豆的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我眼中的典范家乡》。小豆写了她喜欢的角落:后山能挖到奇怪石头的土坡、小溪里某块形状特别的石头、老康爷爷画画时铅笔的沙沙声。作文被老师退回,批注:“要突出家乡的发展成就和正面形象,不要只写个人琐碎感受。”
小豆哭着问妈妈:“我的家乡不对吗?”
所有这些细微的波动,像无数个小涟漪,在村庄平静的表面下交织、碰撞。还没有形成大浪,但水的质地已经在改变。
一周后,尹晴召集了一个非正式的“茶话会”,没有固定议题,只邀请了一些觉得“有话想说”的村民。地点不在会议室,就在村委会院子里,几张方桌,一壶粗茶。
起初大家只是喝茶,没人说话。尹晴也不催,只是给大家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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