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8日，中国西北，“昆仑”基地试飞场
清晨五点半，晨光刚刚刺破贺兰山脉的轮廓。跑道旁，三百多名工程师、技术员、地勤人员屏息凝神。在他们视线中央，一架银灰色的庞然大物静静伫立——翼展超过三十四米，机身修长如剑，两台D-30KP-2涡扇发动机的进气道在晨光中泛着冷光。
机头处，新安装的预警雷达罩隆起流畅的弧形，让这架轰炸机平添几分威严。这是轰-6K的第一架全状态原型机，内部代号“鲲鹏一号”。
“总指挥，各项检查完毕。”程大斌的声音透过无线电传来，带着抑制不住的颤抖，“燃油加注完成，航电系统自检通过，发动机试车正常。”
塔台上，朱琳放下望远镜。她身旁站着十岁的韩生，孩子紧紧抓着母亲的手。
“妈妈，它能飞起来吗？”
“能。”朱琳轻声说，“它必须能。”
她按下通话键：“‘鲲鹏一号’，准许起飞。”
跑道上，试飞员深吸一口气。这位三十八岁的飞行员曾驾驶过从苏联购买的图-2，也飞过缴获的日本轰炸机，但眼前这架飞机的复杂程度远超以往。座舱内，密密麻麻的仪表盘上既有传统机械仪表，也有新研制的电子显示屏——这是西北电子研究所两年的心血。
“塔台，‘鲲鹏一号’请求滑出。”
“准许滑出。”
发动机的轰鸣从低沉转为咆哮。轰炸机开始滑跑，速度越来越快。八百米、一千米、一千五百米——在两千一百米标记处，机头轻轻抬起，前轮离地。
“起飞了！”地面人群中爆发出欢呼。
银灰色的巨兽腾空而起，收起落架，以优雅的角度爬升。阳光洒在机翼上，反射出耀眼的光芒。
“高度一千，速度三百……高度三千，速度四百五……高度六千，速度五百八。”
塔台里，黄文瀚盯着监测数据，额头渗出细汗。作为总设计师，过去八年里的每一个不眠夜，此刻都凝聚在这架翱翔的战机上。
“进行第一个测试科目：平飞稳定性。”
天空中的轰炸机进入平稳巡航。机舱内，测试工程师记录着各项数据：燃油消耗率、发动机温度、机翼振动频率……
“数据正常。请求进行第二个科目：最大载重测试。”
“准许。”
轰炸机开始爬升到八千米高空，在那里，它将模拟满载十二吨弹药的状态进行机动测试。这个数字是朱琳亲自定的——她记得历史上的轰-6K就是这个水平。
一小时后。
“‘鲲鹏一号’完成全部测试科目，请求返航。”
“准许返航。”
当轰炸机平稳降落在跑道上，轮胎摩擦地面冒起青烟时，整个试飞场沸腾了。人们冲出塔台，冲向跑道。程大斌第一个跑到机舱旁，当舱门打开，试飞员走出来时，这位四十岁的总工程师一把抱住对方，泪流满面。
“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朱琳带着韩生走来，人群自动分开道路。她仰头看着这架战机——机身上，“鲲鹏一号”四个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总指挥！”黄文瀚立正敬礼，“轰-6K原型机首飞成功！实测最大载弹量十二吨，航程六千公里，最大飞行高度一万两千米！”
“好。”朱琳只说了一个字，但眼中闪烁的光芒说明了一切。
她转身面对所有人：“从今天起，成立‘鲲鹏’量产指挥部。程大斌任总指挥，黄文瀚任总工程师。我要在六个月内，看到第一批十二架轰-6K交付部队。”
“是！”
人群的欢呼声在贺兰山谷回荡。他们不知道的是，在同一时刻，太平洋另一端，有人正因为无法欢呼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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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富兰克林·罗斯福放下雪茄，盯着办公桌对面的马歇尔将军：“还是没有进展？”
“总统先生，我们已经动用了七个侦听站、三十多辆移动侦测车，但那个代号‘樱花’的电台……”马歇尔摇头，“发报时间从不固定，地点每次都变，而且每次发报时间不超过十分钟。我们的技术专家说，对方使用了某种新型的跳频技术。”
罗斯福揉着太阳穴。塞班岛和关岛两次战役的惨败，已经让太平洋战争的时间表推迟了至少六个月。更可怕的是，日军使用的新式战机——经过技术部门分析，与德国FW-190高度相似，但某些改进甚至超过了德国原版。
“德国人自己都未必有这么多改进型FW-190。”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插话，“而且据我们截获的日军通信，他们称这些飞机为‘烈风改’，似乎是专门为太平洋战场优化的型号。”
“那么问题来了。”罗斯福声音低沉，“是谁在给日本提供这些飞机？又是谁，提前两个月就知道了我们的跳岛战术？”
办公室陷入沉默。
“扩大调查范围。”罗斯福最终说，“所有与日本有贸易往来的中立国，所有有日裔社区的美国城市，所有……与航空技术相关的科研机构。我不相信，这么大规模的武器转移，会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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