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方跳楼自杀的消息，在第三天彻底发酵。省委大院的食堂、省直机关的电梯、市井巷陌的茶楼——每个角落都在低声议论。议论的内容从最初的“听说了吗”，演变为“到底怎么回事”，再到“人家副国级的儿子，就这么被逼死了”。
一些话开始传得有鼻子有眼。
有人说，钟方被抓当晚，专案组连续审讯十几个小时，不许睡觉、不许喝水，是活活把人逼疯的。
有人说，田国富在办公室里拍了桌子，指着钟方说“你父亲的问题比你还严重，你不交代就是包庇”。
还有人说，钟方跳楼前给妻子打了最后一个电话，那边刚喊了一声“老婆”，这边就断线了。
这些话都没有证据，却在口口相传中变成“事实”。
十一月十五日。
四九城，朝阳区某高端私人会所。
这间会所不对外营业，只接待特定会员。门口没有招牌，内部却极尽奢华——全套红酸枝家具、清代宫廷风格的屏风、墙上挂着启功先生的真迹。
周汉昌坐在主位，手边是一杯没怎么动的武夷山大红袍。他穿着深灰色中山装，头发一丝不苟地向后梳拢，神态从容。
左右两侧，各坐着三个人。
左手第一位，是汉东省人大原副主任刘培生。他七十三岁了，头发全白，但腰板挺直，说话中气十足。退休前，他是汉东政坛“刘系”的核心人物，门生故吏遍布全省。
“老周，”刘培生把玩着手里的核桃，“你大老远把我们从汉东叫到四九城，总不是为了喝茶吧？”
周汉昌微笑：“刘老，您是老领导，我不敢瞒您。钟方这孩子走了，走得不明不白。钟书记还在医院躺着，至今没人给个说法。咱们这些做长辈的，总不能看着不管。”
刘培生手里的核桃停了。
“你想怎么管？”
“不是我想怎么管。”周汉昌放下茶杯，“是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不是钟家一家的事了。钟方的问题，专案组查了两个月，最后落实了几条？京州城市银行的贷款，他经手不假，但那是集体决策，省金融办、市发改委、银行风控部门都签了字，凭什么只追他一个人？”
他顿了顿：“再说那批稀土。批文是钟正国同志签的，但他只是按程序走，真正经办的是工信部和商务部的几个处级干部。现在那几个人，有一个被查的吗？”
刘培生没有接话，但手里的核桃重新转了起来。
右手边第二位，是个年近五十的中年男人，戴着眼镜，面容清瘦，穿着深蓝色羊绒衫。他是柳远和的堂兄柳远东，现任国家发改委基础产业司副司长。
“周叔叔的话，我深有体会。”柳远东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很稳，“我的弟弟柳远和，现在还被关在看守所里。专案组不让他见律师，不让家属探视，连羁押理由都含糊其辞。他在最高检的时候是人民的检察官，立过功，为反腐做过贡献。怎么到了汉东当了几天的反贪局局长，就成了腐败分子了？就算有问题，也得走程序、讲证据吧？”
他推了推眼镜：“但现在，讲程序的人被搞程序的关进去了。”
刘培生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左手第二位，是个穿香奈儿套装的中年女人，妆容精致，眉目间和钟方有几分相似。她是钟方的堂姐钟敏，现居港城，接到消息后连夜飞回四九城。
“各位长辈，”钟敏的声音带着压抑的颤抖，“我弟弟是个体面人。他做错了事，该判判，该罚罚，我没有二话。但他被逼得从十八楼跳下去，死后还要被泼脏水，说什么‘畏罪自杀’、‘畏罪’——”
她深吸一口气：“他死了，还要背这个罪名。我婶子年纪大了，不敢告诉她；我父亲在医院，没人敢提钟方两个字。这就是专案组说的‘人性化办案’？”
包厢里安静了几秒。
周汉昌适时开口：“钟方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他父亲一生清廉，对子女要求极严。钟方走到这一步，确实辜负了组织的培养。但话说回来——”
他话锋一转：“纪委办案，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现在人死了，谁来负责任？田国富在现场，他是干什么吃的？何胜利亲自指挥抓捕，事前有没有风险评估？吴栋梁调了三百特警，人还是跳下去了，这算不算重大工作失误？”
刘培生的核桃又停了。
“你想问责？”他问。
“不是问责。”周汉昌说，“是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给汉东干部一个交代，也给中央一个交代。如果办案可以不顾程序、不问后果，今天逼死的是钟方，明天会不会是别人？”
刘培生沉默良久。
他这一生见过太多风浪。从基层公社书记做到副省级，经历过改革、反腐浪潮，送走过三任省委书记。他比在座的任何人都清楚——所谓“给交代”，从来不是目的，只是手段。
“老周，”他说，“你跟我说实话，你这趟来四九城，钟正国同志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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