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蹄踏过卢沟桥的石板路时，沈砚勒住缰绳，回望身后渐远的辽东大地，又抬眼望向京城巍峨的城楼，怀中那份弹劾万安、刘吉的证据已然发烫。但他心中清楚，仅凭这些还不足以彻底肃清朝堂积弊。此次回京，除了应对眼前的党争风暴，他还有一件更为重要的心事——为景泰帝朱祁钰与少保于谦平反昭雪。
自“夺门之变”以来，景泰帝被废为郕王，不久后离奇病逝，谥号“戾”，意为“罪过”，长眠于西山的王陵之中，连入葬皇陵的资格都被剥夺；于谦则以“谋逆”之罪被斩于西市，家人被流放边疆，家产被查抄，一代忠臣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如今已是成化十一年，距离那场惊天巨变已过去十余年，可公道依旧未彰，忠魂仍在含冤。
沈砚身为后世之人，深知景泰帝与于谦的功绩。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五十万明军全军覆没，瓦剌大军直逼北京城下，大明王朝危在旦夕。正是于谦力排众议，拥立郕王朱祁钰登基，是为景泰帝，稳定了朝局。随后，于谦亲自督战，率领军民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硬生生将大明从亡国的边缘拉了回来。景泰帝在位期间，整顿吏治，发展生产，修复运河，使得国力逐渐恢复，史称“景泰新政”。这样两位挽狂澜于既倒的君臣，却因一场宫廷政变蒙冤至今，这是大明王朝的奇耻，更是无数忠良心中的痛。
回到京城的当晚，沈砚没有急于入宫面圣，而是先找到了刘珝。刘珝听闻沈砚的来意，先是一惊，随即长叹一声：“沈贤弟，此事我何尝不想？只是‘夺门之变’牵扯甚广，先帝（英宗）虽已驾崩，但当今陛下是先帝之子，为景泰帝与于谦平反，无异于否定先帝的决策，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啊！”
“刘学士所言极是，但正因如此，我们才更要为之。”沈砚语气坚定，“陛下登基已有十一年，深知朝政利弊，并非不明事理之人。况且，平反冤案，表彰忠良，方能凝聚民心，肃清朝纲。若任由冤屈长存，只会让奸邪之徒更加肆无忌惮，让忠臣之心寒彻骨髓。”
刘珝沉默良久，眼中渐渐闪过一丝决绝：“你说得对！我身为内阁大臣，岂能坐视忠良蒙冤？只是此事需从长计议，不可贸然行事。我们需先搜集足够的证据，联络朝中志同道合之人，待时机成熟，再向陛下进言。”
接下来的日子里，沈砚一边应对万安、刘吉的刁难，一边暗中搜集关于景泰帝与于谦的史料。他利用自己翰林院侍读学士的身份，翻阅了大量的宫廷秘档、奏折底稿和地方县志，试图从字里行间找寻能够证明二人清白的证据。
在翰林院的典籍库中，沈砚意外发现了一份景泰年间的《边务疏》，乃是于谦当年督战北京时所写，上面详细记载了北京保卫战的部署过程、兵力调配以及军民同心抗敌的场景，字里行间满是忠勇之气。疏文末尾，还有景泰帝的朱批：“少保所言极是，准照此施行，务必保我大明江山。”这份疏文，无疑是于谦力挽狂澜的铁证。
沈砚还找到了当年参与北京保卫战的老将军石亨的旧部——如今已是退休在家的千户赵毅。赵毅听闻沈砚要为于谦平反，老泪纵横：“于少保是千古忠臣啊！当年若不是他，我们这些人早已死在瓦剌人的刀下，大明也早已亡国。可到头来，他却落得那样的下场，实在是令人痛心！”赵毅为沈砚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包括于谦如何亲自操练军队、如何为士兵分发粮草、如何在战场上身先士卒的事迹，还拿出了一枚于谦当年赏赐给他的腰牌，上面刻着“忠勇”二字。
与此同时，沈砚还联络了南京的一些正直官员，其中就包括当年被于谦提拔的御史邓继曾。邓继曾在景泰年间因直言敢谏而备受于谦赏识，“夺门之变”后被排挤到南京。他得知沈砚要为于谦平反，当即表示愿意全力支持，还寄来了自己当年所写的《论于谦功过疏》，只是当年这份疏文因触及英宗忌讳而未能呈上。
在搜集景泰帝相关证据时，沈砚遇到了不小的阻力。由于景泰帝被废后，英宗下令销毁了大量关于他的史料，很多事迹都已无从考证。沈砚没有放弃，他亲自前往西山的郕王墓，在附近的村落中走访。当地的百姓还记得，景泰帝在位时，曾减免过当地的赋税，还修缮过水利设施，让他们得以安居乐业。有一位老人甚至拿出了一块当年官府发放的“免赋牌”，上面刻着“景泰三年，免本户赋税一年”的字样。
沈砚还从宫中的老太监口中得知，景泰帝病重期间，并非像史书所记载的那样“荒淫无道”，而是仍然关心朝政，多次询问边境的战况。至于他的死因，更是疑点重重，很多人都怀疑是被人暗害。一位当年在景泰帝身边伺候的老太监，冒着生命危险，向沈砚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景泰帝去世当晚，曾有几个陌生的太监进入过他的寝宫，不久后就传出了他驾崩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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