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那份纸摊在桌上，又把手缩回衣袖里，像怕热，也像怕冷。会议室的灯光有点生硬，白板上还挂着今天早些时候留下的施工进度表，红笔圈出的几处被划掉的数字，像死去的注脚。周围坐着的人脸都不轻松，甲方的律师西装笔挺，眼里带着职业的淡漠；项目部经理的脸因为睡眠不足而显得纸黄；老陈的眉头紧得像被绷带捆着，他的女儿陈珊坐在一边，手里拽着手机，指尖不知觉地转着圈儿。桌子另一头，工伤工人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坐在一起，衣服还皱着，眼睛红得发亮，孩子们的小脸上有一种早熟的惶恐。
文件的标题很醒目：现场事故责任说明与善后协议。每一个字都是大写的黑，下面密密麻麻写着条款、赔偿数额、承担责任的范围、以及一个更让人窒息的条款——“承诺：本次事故之主要经济与法律责任由被签字人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违约或次生责任。”下面还有空白处，留着签名和日期。
“长河，”项目经理的声音低而匆促，“甲方这边压力很大，公关也在催，现场需要一个明确的责任人，来平息舆论。咱们要考虑清楚，先解决老白的医治问题，不然事情只会越闹越大。现在保险公司也不赔，老白家属急需赔偿金，咱们要给出承诺，才能先安排治疗和赔偿。我们这儿可以出一部分，甲方也会先垫一部分，但需要你作为现场临时负责人签字确认，表示你愿意承担相应责任，等后续理赔或司法认定出来，我们再根据法律程序追溯责任分配。”他把话说得快，像是在掩饰自己也被逼到墙角的狼狈。
老陈站起来，语气里有些颤抖：“长河，我知道你为这事也难受，但你看现在这局面，你们明天停工，媒体已经盯上了，股东问责、客户投诉，整个项目都可能被拖垮。要有个解决方案，我们也想稳住人心。签了这份东西，我们也会出钱，尽快把医疗和临时补偿给老白一家。你想啊，等别人调查完，真的查到责任不在你们，那我们再一起去争。现在情况紧急，先把人救急最重要。”
那句“先把人救急”像个钩子，钩住了每个在场人的良心，也钩住了刘长河的嗓子。他低头看那份文件，字句之间偏向甲方的条款像是洪水堤坝上贴的规矩——公平两字被挤得很瘦弱。他看见文件里写到的数字：医治费预付八万，伤残补偿预留十万，临时生活补助若干。八万这个数字是他脑子里一串串看不完的月结、材料款、工人工资的数学题里的一个突兀的答案。八万对小队来说是天文数字，是能把队里几个月账单扔平的力量，但那只是暂付，是借来的汤水，是甲方给的一块能暂时堵住血口的布，下面还写着“事后依据调查结论进行责任划分与费用追偿”。
工伤家属坐在那边，女人声音哽咽地说：“长河，你签了吧，孩子们都要人照顾，我们也不想闹，可这钱要紧。”她的眼神像河流里被撕开的布，湿湿的，指尖抓着膝上的布，要把这一刻的痛真实抓牢。
房间的空气粘稠，像压在窗外那道潮湿的雨带里。刘长河抬头，眼神在每个人脸上扫过。他看见律师的嘴角冷笑得轻微，看见项目经理努力克制愤怒与冷汗，看见老陈眼底的一闪的无奈和陈珊脸上几乎看不到的脆弱。他看见小鲁站在会议室门口，双手揣在口袋里，脸上写着恐惧与不确定，像个人刚学会紧握的拳头还颤抖着。
“签字并非认定责任的最终法律事实。”律师突然开口，话语里带着职业的锋利，“但在当前情形下，签署者将被认定为承担初步经济责任的主体，便于先行垫付医治与稳定现场。之后如需追责，我们会提供法律支持，协助你们向有责任的上游单位追偿。但这需要时间，可能也需要你个人配合调查和证据调取。”
“配合调查”这四个字在他耳朵里变成了空白，像别人讲述的一段历史。他想起工地的临时电箱、乱放的泡沫、那几根接头上松散的胶布，想起电工被临时叫来的夜班，想起那天大家都在赶工的慌。那些事实没有像文件里写得那么整齐，不是白纸黑字能简单归档的罪与罚，而是被流程疏忽与推诿牵成的一张网。
“你考虑一下。”项目经理站起身，把一杯温水递到他面前，“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人安心，我们也会尽最大努力追回费用。签后甲方会立刻把首笔预付款打到指定账户，用于医疗与临时补偿。”
在场的沉寂像夜色并没有散去。刘长河的手指轻轻握住那支笔，笔帽的塑料有些磨损，笔身上还粘着一小撮砂尘。笔在他指缝里有种熟悉的重量，像枪柄，像工具柄。他把笔拿起，笔尖朝文件边缘点了一点，点到干燥的墨迹上，像在试探自己是否在做一件真实的事。
他想到兄弟们围桌的誓言：不干黑心活。不干黑心活并不意味着不承担责任，不意味着永远不被现实的刀子割伤。誓言和刀都有边，过去他以为可以用誓言抵挡刀，现在那两者在他面前拉扯，最后他发现誓言里并没有现金流，也没有法律顾问，也没有能一夜把伤员医院账单打平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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