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房子在城东的新开发区，位置偏高，站在阳台就能看到整条主干道。早上七点，空气里带着一点潮味，天色还没完全亮，路边的绿化带被修得整齐，叶子边缘像被剪过一样利落。刘长河跟着老范和阿伟下车，工地管家早就在门口等着，穿得干净利索，连鞋子都没有一点尘。那人没说废话，只抬抬手：“跟我来。”
小区内的路铺得很平，地砖上连一点石子都看不到。楼道里没灰，电梯门光亮到人脸可以映出来。刘长河站在电梯里，一时间有点不自然，抬手想去摸摸鞋上是否沾泥，但又收回了。
到了户主家门口，门是深色的，金属边，滑得像水。进门的时候，脚下的地毯把鞋底的尘都吸住了，走上去一点声都没有。客厅光线很足，落地窗几乎占掉一面墙，外头的光照进来，地板发着淡的亮。家具已经摆好了，只差墙面和地砖的局部修补，还有卫生间的小面积返工。
女主人穿着一件白色长针织衣，头发扎着，脸色白，眼尾淡淡的冷。她站在客厅中央，手里拿着一杯温水，指着墙角说那块不平，再指一下电视背景墙，说纹路不够顺。
她的声音不算大，可每个字都带着一种自然的理直气壮，好像什么事只要说出口就应该被执行。
男主人坐在沙发上，穿着灰色家居服，腿搭着，手机没停，偶尔抬头看一眼，却很快又低下去。他们之间没有对话，像两个各自运转的机器，只不过暂时摆在同一个屋子里。
管家说：“这是刘师傅，这次由他负责这片区的收边和调整。”
刘长河点头，说：“我看一下。”
女主人没有看他，只说：“我只看结果。”
刘长河蹲下，摸了摸瓷砖的边缘，手指从边沿滑过去，确实有一毫米不到的高差。一般住户根本不会注意，但这个地方太亮了，阳光从窗子斜打下来，地面光反过来，这点差就像被放大了。
老范在旁边看了一眼没说话，只去整理工具。
阿伟小声嘀咕：“这地方太讲究了。”
刘长河没回，只伸手把水平尺搬过来放下，抬眼看墙，看线，看光。他的动作很慢，但心里压着一股力，像绳子绑在胸口，越说不出话越要用手稳住。
女主人站在一旁，不急，喝一口水，看一眼，又喝一口，动作轻得像空气落下来都不会扰动她衣袖。
“再往里一点。”她忽然说。
刘长河手停住，看她指的位置。
那地方正常人根本不会注意到，更别说挑出来。
但她挑了。
刘长河没有说行，也没有说不行，只点了一下头，把砖轻轻敲开，灰溢了出来，他用刮板抹掉，再重新调水泥粉。整个客厅安静得能听见抹灰在砖背面铺开的声音。
阿伟看着有点憋闷，小声说：“她那意思就是看你顺不顺她的心。”
老范低声：“干活就是这样，她出钱。”
阿伟哼了一声，不再说。
中途，女主人的电话响了，她走到落地窗前接，声音压低，可听得出不耐：
“你自己做不了决定吗？你让我回去说什么？我说了你又嫌我多事。”停了几秒，她的肩膀轻轻抬了一下，“你随便，反正不要让我再管。”
她把电话挂掉，站在窗边不动了一会儿，像那通电话不是和人说，而是和空气说。
男主人坐在那里，依旧看手机。
没有一句话。
刘长河没抬头，可他感觉到一种沉得很慢的冷，像从房子里自己往外散，不需要人说出来。
他继续贴砖的时候，光从窗外斜下来，他的影子和阿伟的影子、老范的影子都伸得很长。空间大得能让人显得小，他每次抬眼看一眼，就觉得自己像站在别人世界外面，只是暂时被放进来。
中午吃饭，工人们坐在阳台外的小平台，女主人让保姆给他们倒水，水是温的，倒进透明玻璃杯里，杯子边干干净净，看不出水印。
阿伟喝得小心，说：“这水跟咱平时喝的都不是一个味。”
老范说：“不是水的事，是杯子。”
刘长河喝了一口，没说话。确实不是味道，是温度、是手里的触感、是没办法弄脏它的那种隔离。
下午检修客厅吊顶时，刘长河站在梯子上抬头，石膏线和灯槽的角度细得像一笔都不能差。他动一下，手臂肌肉绷着，灰往下掉，落在他的头发和肩上。
女主人站在不远处，看着，不说话。
终于，刘长河从梯子上下来，用手背擦了擦额头的汗，说：“可以了。”
女主人走到灯槽下，抬头，视线慢慢移动，像在检查什么看不见的线。
过了几秒，她说：“不错。”
她说得很轻，可不是夸，而是一种认可——不带情绪，也不需要情绪。
那一刻刘长河有点意外，他以为她不会满意。
男主人这时才站起来，走过来，看了一眼吊顶，又看了一眼刘长河，说：“你干活不急躁。”
刘长河说：“急也急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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