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陈启带着老赵和小孙，拿着轧钢厂的正式介绍信，来到了奉天市工业局。这是一栋庄严肃穆的苏式大楼，门禁森严。
在门卫处登记，说明来意是“与生产协调处接洽兄弟单位物资协作事宜”后，他们被指引到了三楼的生产协调处办公室。
办公室里人来人往，电话铃声、交谈声、打字机声不绝于耳，一派繁忙景象。陈启找到一位工作人员，递上介绍信，客气地说明想找一下李明远处长。
工作人员看了看介绍信，又打量了一下陈启三人，说道：“李处长在开会，你们稍等一下。”
这一等就是近一个小时。就在老赵和小孙有些焦躁时，一个戴着黑框眼镜、身材清瘦、约莫三十五六岁的干部从会议室走了出来，先前那位工作人员立刻上前低声说了几句，指了指陈启他们。
那干部目光扫过来，在陈启脸上停留了一瞬，随即脸上露出程式化的笑容，走了过来：“是北京红星轧钢厂的同志吧？不好意思，刚散会。我是李明远。”
“李处长，您好！打扰您工作了。”陈启立刻上前一步，热情而不失分寸地与他握手，再次递上介绍信，“我是轧钢厂采购科科长陈启，这两位是我的同事。这次冒昧来访，主要是想看看，在工业局的协调下，我们厂能否与东北这边的一些兄弟单位，建立一些物资协作的关系，互通有无，共同保障生产任务。”
李明远接过介绍信，看似随意地扫了一眼，但陈启敏锐地注意到，他的目光在“陈启”这个名字上多停留了半秒。他脸上笑容不变，语气温和：“红星轧钢厂，我知道，首都的重点企业嘛。欢迎你们来东北交流。物资协作是好事，我们工业局原则上支持。不过，具体能协调哪些资源，怎么个协作法，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这样吧，几位同志远道而来，先到我办公室坐坐，我们详细聊聊？”
“那太好了，麻烦李处长了。”陈启从善如流。
来到李明远不算宽敞的办公室，分宾主落座。李明远亲自给三人倒了水，然后才开始正式的交谈。他询问了轧钢厂目前遇到的具体困难，对所需钢材的规格、数量有了初步了解，也介绍了一下奉天乃至辽宁工业系统内的一些大致情况。
整个过程，李明远表现得就像一个尽职尽责、按章办事的机关干部，态度友好，但原则性强，没有任何超出工作范围的表示。陈启也全程配合，只谈公事，绝口不提苏庆良。
直到谈话接近尾声，李明远合上笔记本，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似的，用一种略带感慨的语气说道：“陈启科长年轻有为啊。说起来，我以前的老领导，苏庆良副市长，他家好像也是北京的？苏市长为人正派，能力突出，对我们这些下面的人也很关心，真是令人敬佩。”
来了！陈启心中一动，知道这是对方在释放信号。他脸上适当地露出一丝“惊讶”和“亲近”，接过话头：“李处长也认识我岳父？真是太巧了。岳父他确实常教导我们晚辈要踏实工作，严守纪律。”
心照不宣地确认了关系，也点明了苏庆良的态度。
李明远眼中闪过一丝了然，笑容真切了几分：“原来如此！难怪我看陈科长就觉得格外投缘。苏市长说得对，工作就是要踏实。”他沉吟了一下，仿佛在思考，然后说道，“这样吧，陈科长，你们的需求我大致了解了。鞍山钢铁公司那边，我倒是认识几个朋友，在供销部门。我可以帮你们打个招呼，牵个线。但具体能谈成什么样，价格、数量、以什么名义协作，还得你们自己去谈。我们工业局只能起个协调联络的作用，不介入具体业务。”
这就足够了！陈启要的就是这个“牵线”和“协调联络”。有了工业局干部，特别是前市长秘书的引荐，他们再去鞍钢，就不再是毫无跟脚的陌生拜访，而是有了一个合情合理的由头和初步的信任基础。
“太感谢李处长了！您这可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了！”陈启连忙表示感激。
“都是为了工作嘛。”李明远摆摆手，显得很谦虚，“我这就给他们写个便条，你们带着去鞍山，直接找供销处的王处长就行。”
拿着李明远的亲笔便条，陈启三人马不停蹄，立刻登上了前往鞍山的火车。
鞍山，被誉为“钢都”，城市规模虽不及奉天，但那林立的烟囱、遍布的厂区和空气中更加浓重的钢铁与煤烟味道，无不昭示着其在全国工业版图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鞍山钢铁公司的厂区更是大得惊人，如同一座钢铁森林。凭着工业局的便条和轧钢厂的介绍信，他们很顺利地见到了供销处的王处长。
王处长是个身材高大、嗓门洪亮的中年人，带着东北人特有的爽朗。他看完便条，又仔细查验了陈启他们的证件和介绍信，热情地招呼他们坐下。
“哎呀，北京来的同志！欢迎欢迎！李处长介绍来的，那没说的！”王处长说话办事透着一股雷厉风行的劲儿，“你们轧钢厂的情况，李处长电话里大概跟我说了。计划外钢材……唉，不瞒你们说，现在这块管得是越来越死，我们也很为难啊。”
陈启知道，诉苦是谈判的前奏。他不动声色，先是表达了对鞍钢作为老大哥企业的敬仰，然后才切入正题：“王处长，我们理解您的难处。我们这次来，也不是想给鞍钢添麻烦，主要是想着，咱们都是兄弟单位，能不能在计划框架内，寻找一些灵活调剂的空间？比如，一些次品材、等外材，或者库存时间稍长、但完全不影响使用的边角料？我们厂一些辅助生产和维修环节，对钢材的要求没那么高。我们可以用一些我们北京的特产，或者我们厂能提供的一些工业品作为交换。”
他提出的“次品材”、“等外材”、“边角料”和“以物易物”，巧妙地绕开了最敏感的计划指标问题，将交易性质定义为“废料利用”和“兄弟单位互助”，大大降低了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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