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悄然滑入公历九月中旬，农历也已过了白露。按理说，这正是秋高气爽、五谷丰登的时节，但一九五九年的秋天，却从里到外透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沉闷和压抑。
天气似乎也变得古怪，夏末秋初的雨水明显少于往年，太阳却依旧毒辣，晒得土地干裂。关于各地粮食减产、甚至绝收的小道消息，如同秋天的落叶，悄无声息却又无孔不入地飘进四九城，飘进轧钢厂，最终汇聚到与物资供应息息相关的采购科。
压抑的气氛首先体现在食堂的饭菜上。细粮的比例慢慢减少，菜里的油水也少了。工人们私下抱怨的声音渐渐多了起来，但大多数人只是默默忍受，他们隐约知道，今年的光景，似乎真的不一样了。
这种变化，对采购科而言，感受最为直接和剧烈。
科室里的气氛日渐凝重。往日里还算轻松的闲聊少了，每个人脸上都带着一丝焦虑和疲惫。电话铃声变得格外刺耳，每每响起，多半是车间或食堂又在催促某项迟迟不到的物资。
老采购员们外出归来，往往是空车多，满载少。即使采购到一些东西，数量和质量也大不如前。抱怨和叹息成了办公室里的主旋律。
“老周，怎么样？南苑公社那边说好的红薯粉条呢？”王科长皱着眉头问刚进门的周继明。
周师傅摘下帽子，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脸色晦暗地摇摇头：“别提了，老王。南苑公社自个儿的口粮都紧巴巴，那点红薯早就当主食吃了，哪还有多余的做粉条？磨破了嘴皮子，就弄回来二十斤品相不好的薯干，爱要不要。”
“永定河那边呢？鱼呢？”
“河都快见底了，捞上来的鱼苗还不够塞牙缝！社员们自己都捞不到了！”
类似的对话每天都在上演。鸡蛋、蔬菜、肉类……几乎所有农副产品的采购都变得异常艰难。原来的供应渠道纷纷萎缩，计划内的指标无法到位，计划外的调剂更是难如登天。各个单位都像红了眼的饿狼，盯着那点有限的资源，竞争激烈到无以复加。
采购员们使尽了浑身解数，拉关系、套交情、甚至不得不适当提高一点价格，但收获甚微。完不成任务成了常态，每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在这种背景下，陈启的表现，就显得有些“扎眼”了。
他依旧每天按时出车，奔波于各个公社和生产队。回来时，他的自行车后座上，虽然也远不如往年满载，但似乎总能有那么一些收获。
有时是三十斤任务，他能完成二十五六斤鸡蛋，虽然个头小了点，但好歹是鲜蛋；
有时是五十斤蔬菜，他能拉回四十来斤歪瓜裂枣，品相差但没烂；
有时甚至还能弄回一两尾不大不小的鱼，或者一只瘦了吧唧的鸡鸭。
数量上，他同样无法完全达标，但总是比其他人稍微好上那么一点点。差距不大，可能也就多出三五斤菜、两三斤蛋，但在人人皆困顿的大环境下，这一点点“超额”，就显得格外珍贵和显眼。
食堂的大师傅们现在看到陈启回来，眼神都会亮一下。虽然东西不多，但总能稍微缓解一下燃眉之急。
“还是小陈有点办法！”
“这小子，运气是真不错，每次都能抠搜点东西出来。”
类似的议论渐渐在私下传开。
周师傅看着徒弟，心情复杂。既欣慰徒弟能干，给自己长脸，又隐隐有些担忧。他私下提醒陈启：“启子，现在形势紧，外面都缺东西，你完成任务量就行，别太逞强，也别搞什么歪门邪道，安全第一。”
陈启恭敬地回答：“师父，您放心。我就是跑得勤点，脸皮厚点，多磨磨人家。都是按规矩来的，票据手续都齐全。”
他说的半真半假。跑得勤、脸皮厚是真的。但每次那多出来的“一点点”，自然都是空间产的出的功劳。他现在操作更加谨慎，选择的时机和地点更加隐蔽，混入的物品种类和数量控制得更加精细，务必让那“多出来的一部分”看起来合情合理——或许是某个老乡看在熟脸份上偷偷匀出来的，或许是某个生产队库底扫出来的残次品，品相可以稍差，但绝不能太好。
他甚至会故意在交给食堂的货物里，掺入少量空间里品相最次、个头最小的那部分产出，以符合“费劲巴拉才弄到”的设定。
压力不仅仅来自采购任务本身。厂里的领导催得更紧了，各种协调会、动员会开个不停，要求采购科“想尽一切办法，保障工人基本伙食”。王科长的头发都白了不少，嘴角起了燎泡。
更大的压力来自外部环境的肉眼可见的恶化。街上排队买东西的队伍越来越长，人们脸上的菜色越来越多，关于粮食定量可能调整的传言也开始悄然流传，一种无声的恐慌在弥漫。
四合院里也不例外。三大爷阎埠贵浇花的次数明显少了，唉声叹气的次数多了，开始精打细算每一分钱和每一两粮票。各家各户饭桌上的内容也变得一目了然，粗粮糊糊和咸菜成了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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