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五这天，京师的雪已经化尽了，街面上的泥泞被往来的车马碾得结结实实，干燥的风从西北方向吹过来，带着一股子土腥气。
一大早，通政司就递进来一份折子，封皮上写着“两广总督熊文灿谨奏”，王承恩把折子送到乾清宫的时候，崇祯正在喝粥——一碗白米粥，配一碟咸菜。
他接过折子，打开扫了一眼，粥碗就搁下了。
折子上写着：两广盐政推行成功。
崇祯把折子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靠在椅背上，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
他想起前年的事，那时候他刚穿越过来不久，手里头缺钱缺得厉害，听人说郑芝龙在海上富可敌国，就动了心思。可郑芝龙是什么人？海上巨寇，受招安之后做了福建总兵，手里头有船有枪有人，朝廷管不了也插不进手。
他思来想去，觉得这事儿得找个能跟郑芝龙说得上话的人去办，熊文灿就是那个人，他在两广干了多年，郑芝龙便是他招安的，算是有点交情。
所以他把熊文灿叫来，画了个大饼：你去把郑芝龙忽悠住，让他跟朝廷合着把靖海司建起来，朕就封你个伯爵。
熊文灿真去了，而且还真把事儿办成了——郑芝龙点了头，靖海司建了起来，每月二十万两白银进账，可崇祯后来一查才知道，熊文灿在这件事里头出的力其实没多大，郑芝龙肯答应，主要是因为朝廷给的价码够高——五五分账，朝廷出个名目，郑家出船出人，两边各拿一半，这种买卖，换了谁去谈都能谈成，熊文灿不过是赶上了个好时候。
所以崇祯就没提封伯的事。
可熊文灿不干了，他觉得自己立了大功，该得的赏不能少。
从靖海司成立那天起，熊文灿就开始写折子，一天一封，变着法儿地提醒皇帝：陛下，臣在靖海司的事上出了大力，您答应过臣的，封伯，别忘了。
崇祯被这些折子烦了大半年，去年实在受不了了，就随手写了一句：你去两广把盐政推行成功，朕就封你为伯。
这话说出来的时候，崇祯自己都没当真，两广的盐政烂了不知道多少年，盐商和地方官勾结，私盐横行，官盐卖不出去，朝廷收不上税，那是个天大的烂摊子。
他在北直隶和山西折腾盐政，花了多少银子、费了多少周折，才勉强推下去？熊文灿一个人，在两广那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能把盐政推下去？他压根不信。
可现在熊文灿告诉他，推成了。
崇祯放下折子，脑子里头转了好几圈。他想起程国祥和李待问在山西待了将近一年，花了一百多万两白银、几十万石粮食，搭上了一个山西巡抚高仕林从反对派变成投降派，才把盐政在山西推行下去。那是多少人力物力？那是多大的动静？可熊文灿呢？一个人，在两广，悄没声息地就把事儿办成了？
这让他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像是自己辛辛苦苦种了一年的地，收成还不如邻居家随手撒的几把种子。
但仔细想想，也不是没有道理。
熊文灿从崇祯五年起就在两广了，到今年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七年，够一个地方官把地盘上的每一根草都摸熟了。
熊文灿在两广经营了这么多年，上上下下都是他的人，说是地头蛇一点都不为过。盐政这种东西，最怕的就是人生地不熟——像程国祥那样，从京师带几个人空降过去，底下的人不配合，商人阳奉阴违，百姓疑虑重重，处处是坎儿。可要是换成本地的地头蛇来推，情况就不一样了。熊文灿在两广，要人有人，要关系有关系，哪个盐商敢跟他叫板？哪个地方官敢跟他唱对台戏？他根本不需要像程国祥那样花一百多万两白银去开路，他只要说一句话，底下的人就动了。
再加上他跟郑芝龙的关系。郑芝龙的船队在海上来去如风，打击海上私盐这种事，换了别人去办，调兵遣将、层层上报，少说也要三五个月，可熊文灿跟郑芝龙熟，两个人一块儿喝过酒、一块儿建立靖海司，打个招呼就行了，海上私盐一断，陆上的官盐自然就好卖了。
还有一点——山西盐政的前车之鉴摆在那儿，熊文灿不是傻子，他看到了山西那边折腾成什么样，自然知道该怎么避坑，别人的教训就是自己的经验，这个道理谁都懂。
想通了这些，崇祯靠在椅背上，忽然笑了一下。
他不能不承认，熊文灿这个人，命里或许就该封伯。
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运气的。有些人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到头来什么都捞不着；有些人稀里糊涂地走一步看一步，偏偏每一步都踩在点上。
熊文灿就是后一种人——靖海司的事他没费多大力气，赶上了；两广盐政的事他也没费多大力气，又赶上了，你不服不行。
崇祯收了笑，坐直身子，对王承恩说：“拿笔来。”
王承恩应了一声，端上笔墨纸砚。崇祯提起笔来，想了一会儿，亲手写了两道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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