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三十的风裹着碎雪粒子，刮在四合院的墙头上，呜呜咽咽的，像谁在低声哭。
学校放假了，工厂也放假，平日里冷清的院子，今儿个满是烟火气。各家各户的灶膛里，柴火烧得噼啪响，火苗子舔着锅底，映得窗纸上都是暖融融的光。小孩子们早早就围在灶台边打转，鼻尖蹭着锅沿，吸溜着口水，眼睛直勾勾盯着蒸笼里的白面馒头，或是菜板上那点难得的猪肉和一条大鲤鱼，那条鱼是小孩哥和院子里的半大孩子们砸开冰面钓的，每家一条。其实都是小孩哥以钓鱼为幌子从空间拿出来的。
大人们手脚不停的忙着，擀面条的、切白菜的、炸花生米的，嘴上数落着孩子馋，眉眼间却都是藏不住的笑意——这年三十的年夜饭，是苦日子里最盼的甜。
唯独后院的正房里，静得吓人。
聋老太瘫在床上，身上盖着潮湿的棉被，一条胳膊、一条腿僵僵地歪着，半点动弹不得。她张着嘴，喉咙里发出“呜呜噜噜”的声响，像被什么堵住了似的，没人听得清她在念叨什么。浑浊的老泪顺着眼角往下淌，洇湿了枕巾，积成一小片深色的渍。
她在想什么？在后悔吗？在反省自己这荒唐又凄苦的一辈子吗？
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卷起一阵寒意，也卷起了她脑子里那些翻来覆去的旧事……
她记起来了，自己不是打娘胎里就叫老龙子的。她原是个闺女，生在姊妹成群的穷人家，娘前后生了八个孩子，她是最小的那个，也是最不被待见的那个。七岁那年，爹揣着她，走了大半个城，把她卖到了城南的窑子里，换了几斗救命的粗粮。
从那天起，她就成了头牌窑姐身边的小丫鬟。天不亮就得起来扫地、打水，伺候着窑姐梳洗打扮，夜里还要捶着腿守着，直到窑姐送走最后一个客人。窑子里的脂粉香混着烟味酒味，呛得她直咳嗽，可她不敢吭声，只能把腰弯得更低。
这样的日子熬到十四岁，身子骨刚长开，还带着点少女的青涩。那天窑子里来了个阔绰的客人，一眼就看上了她，指着她跟老鸨说，要给她破瓜。老鸨起初还假意推辞，直到那人掏出一百块大洋，拍在桌上。
一百块大洋啊，够寻常人家过好几年的了。老鸨的眼睛亮得吓人，后来又磨磨唧唧地讨价还价，硬是把价码抬到了二百大洋。
成交的那晚，是她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噩梦。
那人像头饿疯了的野兽，把她折腾得死去活来，骨头缝里都透着疼。她咬着牙，攥着床单，把眼泪咽进肚子里，硬是没哭出声。
从那晚起，她不再是丫鬟了。她成了窑姐，成了男人寻欢作乐的玩意儿。再后来，凭着几分姿色和察言观色的本事，她竟也熬成了窑子里的头牌，被人前呼后拥着，听着那些虚情假意的奉承话。
只是没人知道，夜深人静的时候，她摸着自己身上的伤疤，心里有多冷。
直到那位王爷的出现，才给她的日子劈开了一道缝。王爷穿着绸缎马褂，指尖夹着玉烟杆，看她的眼神带着几分稀罕。一夜欢娱后，王爷竟动了心，掷下一大笔银子，替她赎了身，把她带进了贝勒府。
她原以为这是苦尽甘来，却不知是跳进了另一座牢笼。大老婆是王府原配，瞧她出身窑子，打心眼里鄙夷。每日里，她得天不亮就起来伺候大老婆梳洗，端茶倒水要跪着，说话声大了要挨骂，连吃饭都只能蹲在墙角，捡些残羹冷炙。贝勒爷的新鲜劲没撑过仨月，转头就腻了，对她的委屈视而不见。她在府里，活得竟不如一个体面的丫鬟。
直到肚子渐渐隆起来，她才摸到了一点底气。十月怀胎，她拼了半条命，生下了一个儿子。那是她这辈子唯一的念想，是她在这冷冰冰的府里，攥着的一点暖。
可这暖，终究还是凉了。
府里的嫡子嫡女，瞧着她儿子的眼神，满是轻蔑。他们追着他骂，骂他是“妓女生的野种”，把他推在泥地里，抢他手里的糖糕。儿子哭着跑回来，不是扑进她怀里撒娇，而是红着眼瞪她，吼着“我恨你！你为什么是窑姐！你为什么要生我！”
那一声声，像刀子，剐得她心口淌血。
后来，儿子长大了，一声不吭地参了军，入了国民党的队伍，凭着几分狠劲，熬成了个小营长。他回过几趟这宅子，每次都鬼鬼祟祟的，在聋老太屋里里挖了个地下室，把一沓沓银元、一捆捆钞票，金条，古董，字画藏进去。那是他贪污来的钱，他说，留着日后跑路用。
再后来，王爷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临走前，儿子临走之前给她留了一部分养老。把这四合院留给了她。她终于成了这宅子的主人，不用再看人脸色，本可以守着这院子，安安稳稳过完下半辈子。
可她偏不。
她怎么就鬼迷心窍，搭上了易中海呢？
她记得易中海第一次来找她，脸上堆着和善的笑，一口一个“龙婶”，哄着她拿出攒下的家底，哄着她出谋划策，去算计院里的那些街坊。她以为靠着易中海，能在这院里站稳脚跟，能捞到更多好处。她冒充烈士家属，自称院子里的老祖宗，谁家做好吃的都得给她送过来一些，不给她就去砸他家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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