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月18日,白银市公安局的审讯室里,白炽灯的光刺得人眼睛发疼。赵刚坐在铁椅子上,双手被手铐铐在桌腿上,头发凌乱,脸上满是胡茬,却依旧带着一丝诡异的笑——自被抓后,他对杀害刘红梅的罪行供认不讳,但对李红案始终矢口否认,坚称“只杀了刘红梅一个,剩下的跟我没关系”。
张建国坐在对面,面前摊着李红案的现场照片和尸检报告,指尖在照片上的长刀痕迹处反复摩挲:“赵刚,李红案的作案手法跟你杀害刘红梅的手法一模一样,都是一刀割喉,都是42码解放牌皮鞋,你还敢说跟你没关系?”
赵刚抬起头,眼神里满是不屑:“手法像不代表就是我干的,你们警察办案只看表面吗?我杀刘红梅用的刀是从菜市场买的水果刀,刃口才十厘米,李红脖子上的伤口那么深,最少得十五厘米的长刀才能造成,你们要是不信,去我家搜,看看有没有那么长的刀!”
张建国的心脏猛地一沉——赵刚说的是实话。之前审讯时,赵刚交代杀害刘红梅用的是一把十厘米长的水果刀,而法医老周的尸检报告里明确写着,李红颈部的伤口深度约十五厘米,刃口宽度两厘米,需要至少十五厘米长的长刀才能造成这样的创伤。这意味着,李红案的真凶,确实不是赵刚。
“小李,立刻去赵刚家,重新搜查,重点找有没有十五厘米以上的长刀。”张建国对着对讲机说,随后又看向赵刚,“你既然没杀李红,那你为什么在废弃工厂的日记本里写‘第三个,她还在洗菜,真笨’?这句话明显就是在说李红!”
赵刚的身体顿了一下,眼神闪烁:“我……我是听厂里的同事说的,说李红是在洗菜的时候被杀害的,我就随便写上去的,想让你们以为都是我干的,这样才显得我厉害。”
“你同事怎么知道李红是在洗菜的时候被杀害的?”张建国追问,“李红案的现场只有警方和她的亲属知道,消息从来没对外公布过,你同事怎么会知道?”
赵刚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话来。张建国知道,赵刚在撒谎,他背后肯定有人给他通风报信,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李红案的真凶。
就在这时,小李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来:“张队,我们在赵刚家没找到十五厘米以上的长刀,只找到了他杀害刘红梅用的水果刀,还有一些作案时穿的衣服,跟李红案现场的痕迹都对不上。另外,我们在赵刚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继续扛着,我会帮你’,字迹跟之前威胁纸条上的字迹很像!”
张建国的眼睛亮了——这张纸条,很可能就是李红案真凶写给赵刚的,目的是让赵刚替他顶罪,掩盖自己的罪行。他立刻让小李把纸条送回局里,交给技术科比对字迹。
下午两点,技术科的老陈拿着纸条走进张建国的办公室,脸色凝重:“张队,纸条上的字迹跟李红案现场‘还没完’的纸条字迹完全一致,确定是同一个人写的!而且,纸条上还沾着一点机油,跟之前现场提取的手套纤维上的机油成分一样,都是机床厂常用的长城牌机油!”
“机床厂……”张建国在心里默念,“之前排查机床厂的时候,有没有漏掉什么人?”
“我们排查了机床厂所有42码脚、A型血的工人,共56人,都有不在场证明。”老陈递过排查名单,“不过,有一个人有点特殊,叫高承勇,30岁,是机床厂的车床工,42码脚,A型血,穿的也是解放牌皮鞋,但他在5月26日(崔金梅案案发时间)和6月10日(王丽案案发时间)都在外地出差,有出差证明,所以我们当时排除了他的嫌疑。”
“高承勇……”张建国看着名单上的名字,心里有种莫名的熟悉感,“他的出差证明是真的吗?有没有核实过?”
“当时让机床厂的保卫科核实过,说他确实去了外地的机床厂学习,有对方厂家的接待记录。”老陈回答,“不过,他在6月12日(李红案案发时间)已经回来了,住在机床厂家属院,离棉纺厂家属院不远。”
张建国立刻让小李去核实高承勇的出差证明,特别是5月26日和6月10日的具体行程,看看有没有漏洞。自己则带着老陈去机床厂家属院,走访高承勇的邻居,了解他的情况。
机床厂家属院是一排排的红砖平房,高承勇家住在中间一排,门口种着几棵白杨树,院子里很干净,晾着几件洗好的衣服。张建国敲了敲门,一个穿着碎花衬衫的女人打开门,疑惑地问:“你们是谁啊?”
“我们是公安局的,想跟你了解一下高承勇的情况。”张建国拿出警官证。
女人的脸色瞬间变得紧张:“承勇怎么了?他没犯什么事吧?”
“我们只是例行排查,没别的意思。”张建国笑了笑,“你是他妻子吧?高承勇最近在家吗?他平时上班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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