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6月18日，白银市公安局的审讯室里，白炽灯的光刺得人眼睛发疼。赵刚坐在铁椅子上，双手被手铐铐在桌腿上，头发凌乱，脸上满是胡茬，却依旧带着一丝诡异的笑——自被抓后，他对杀害刘红梅的罪行供认不讳，但对李红案始终矢口否认，坚称“只杀了刘红梅一个，剩下的跟我没关系”。
张建国坐在对面，面前摊着李红案的现场照片和尸检报告，指尖在照片上的长刀痕迹处反复摩挲：“赵刚，李红案的作案手法跟你杀害刘红梅的手法一模一样，都是一刀割喉，都是42码解放牌皮鞋，你还敢说跟你没关系？”
赵刚抬起头，眼神里满是不屑：“手法像不代表就是我干的，你们警察办案只看表面吗？我杀刘红梅用的刀是从菜市场买的水果刀，刃口才十厘米，李红脖子上的伤口那么深，最少得十五厘米的长刀才能造成，你们要是不信，去我家搜，看看有没有那么长的刀！”
张建国的心脏猛地一沉——赵刚说的是实话。之前审讯时，赵刚交代杀害刘红梅用的是一把十厘米长的水果刀，而法医老周的尸检报告里明确写着，李红颈部的伤口深度约十五厘米，刃口宽度两厘米，需要至少十五厘米长的长刀才能造成这样的创伤。这意味着，李红案的真凶，确实不是赵刚。
“小李，立刻去赵刚家，重新搜查，重点找有没有十五厘米以上的长刀。”张建国对着对讲机说，随后又看向赵刚，“你既然没杀李红，那你为什么在废弃工厂的日记本里写‘第三个，她还在洗菜，真笨’？这句话明显就是在说李红！”
赵刚的身体顿了一下，眼神闪烁：“我……我是听厂里的同事说的，说李红是在洗菜的时候被杀害的，我就随便写上去的，想让你们以为都是我干的，这样才显得我厉害。”
“你同事怎么知道李红是在洗菜的时候被杀害的？”张建国追问，“李红案的现场只有警方和她的亲属知道，消息从来没对外公布过，你同事怎么会知道？”
赵刚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话来。张建国知道，赵刚在撒谎，他背后肯定有人给他通风报信，而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李红案的真凶。
就在这时，小李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来：“张队，我们在赵刚家没找到十五厘米以上的长刀，只找到了他杀害刘红梅用的水果刀，还有一些作案时穿的衣服，跟李红案现场的痕迹都对不上。另外，我们在赵刚的枕头底下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继续扛着，我会帮你’，字迹跟之前威胁纸条上的字迹很像！”
张建国的眼睛亮了——这张纸条，很可能就是李红案真凶写给赵刚的，目的是让赵刚替他顶罪，掩盖自己的罪行。他立刻让小李把纸条送回局里，交给技术科比对字迹。
下午两点，技术科的老陈拿着纸条走进张建国的办公室，脸色凝重：“张队，纸条上的字迹跟李红案现场‘还没完’的纸条字迹完全一致，确定是同一个人写的！而且，纸条上还沾着一点机油，跟之前现场提取的手套纤维上的机油成分一样，都是机床厂常用的长城牌机油！”
“机床厂……”张建国在心里默念，“之前排查机床厂的时候，有没有漏掉什么人？”
“我们排查了机床厂所有42码脚、A型血的工人，共56人，都有不在场证明。”老陈递过排查名单，“不过，有一个人有点特殊，叫高承勇，30岁，是机床厂的车床工，42码脚，A型血，穿的也是解放牌皮鞋，但他在5月26日（崔金梅案案发时间）和6月10日（王丽案案发时间）都在外地出差，有出差证明，所以我们当时排除了他的嫌疑。”
“高承勇……”张建国看着名单上的名字，心里有种莫名的熟悉感，“他的出差证明是真的吗？有没有核实过？”
“当时让机床厂的保卫科核实过，说他确实去了外地的机床厂学习，有对方厂家的接待记录。”老陈回答，“不过，他在6月12日（李红案案发时间）已经回来了，住在机床厂家属院，离棉纺厂家属院不远。”
张建国立刻让小李去核实高承勇的出差证明，特别是5月26日和6月10日的具体行程，看看有没有漏洞。自己则带着老陈去机床厂家属院，走访高承勇的邻居，了解他的情况。
机床厂家属院是一排排的红砖平房，高承勇家住在中间一排，门口种着几棵白杨树，院子里很干净，晾着几件洗好的衣服。张建国敲了敲门，一个穿着碎花衬衫的女人打开门，疑惑地问：“你们是谁啊？”
“我们是公安局的，想跟你了解一下高承勇的情况。”张建国拿出警官证。
女人的脸色瞬间变得紧张：“承勇怎么了？他没犯什么事吧？”
“我们只是例行排查，没别的意思。”张建国笑了笑，“你是他妻子吧？高承勇最近在家吗？他平时上班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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