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十七，清晨。
圣玛丽医院的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漏进来，在白色的床单上投出一道道光栅。顾慎之已经醒了，靠在床头，手里拿着今天的报纸，正在看《新女性》杂志的读者来信专栏。
我推门进去时，他抬起头，金丝眼镜后的眼睛微微弯起：“早。”
“早。”我把手里的保温桶放在床头柜上，“傅文佩女士炖的鸡汤，让你补补身子。”
“替我谢谢伯母。”他放下报纸，“今天感觉怎么样？”
“应该是我问你。”我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你感觉怎么样？”
“背还有点疼，但好多了。”他说得很轻松，但微微蹙起的眉头出卖了他。
医生正好来查房。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医生，姓陈，头发花白，但动作麻利。他检查了顾慎之背上的伤，又听了听心肺，点点头：“恢复得还可以。但骨裂不是小事，得好好养。年轻人别不当回事，落下病根就麻烦了。”
“知道了，谢谢陈医生。”顾慎之说。
陈医生收拾听诊器时，看了我一眼：“你是家属？”
我愣了一下，还没回答，顾慎之已经开口：“是朋友。”
“朋友也行。”陈医生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一个小药瓶，“这个药膏，一天擦三次。擦之前用热毛巾敷一下，让毛孔打开，药效更好。”
我接过药瓶：“我来擦吧。”
陈医生点点头，又交代了几句注意事项，便离开了病房。
门关上后，房间里安静下来。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鸟鸣，还有走廊里护士轻微的脚步声。
“把衬衫脱了。”我说。
顾慎之怔了怔：“什么？”
“擦药。”我晃了晃手里的药瓶，“医生说了，一天三次。”
他沉默了一下，然后点点头，开始解衬衫纽扣。
动作有些慢，毕竟背上有伤。解到第三颗时，他的手顿了顿，最终还是继续解下去。
衬衫褪到腰间时，我看见了那些伤。
不只是昨天新添的那片紫黑色的淤青。
还有其他的。
在他的左肩胛骨下方，有一道大约十厘米长的疤痕，已经褪成淡粉色，但依然清晰。疤痕的边缘很整齐，像是被利器划伤的。
右腰侧也有一处，是个圆形的伤疤，颜色更深些，像是什么东西烫的。
最触目惊心的是左侧肋下，有一道斜斜的疤痕，从后背一直延伸到腰际，虽然已经愈合很久了，但依然能看出当初伤得有多深。
我握着药瓶的手，不自觉地收紧。
这些伤……都不是新伤。
最旧的那道，至少有五六年了。
“看够了吗？”顾慎之的声音很平静，甚至带着一点笑意，“是不是比想象的多？”
我没有回答，只是拧开药瓶，倒了一些药膏在掌心。药膏是淡黄色的，带着一股浓重的草药味。
“热毛巾。”我说。
顾慎之从床头柜上拿起毛巾——是昨晚我准备好的，一直用热水瓶温着。我接过毛巾，拧干，敷在他背上那片淤青上。
热气和药味一起升腾起来，在晨光里氤氲成薄雾。
“这道，”我的手指轻轻碰了碰他左肩胛骨下的那道疤，“是怎么来的？”
顾慎之沉默了片刻，然后说：“民国二十一年，在北平。一次学生游行，和军警发生了冲突。被刺刀划的。”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那时他才……十九岁。
“这道呢？”我又碰了碰右腰侧的圆形伤疤。
“烟头烫的。”他说得很简短，“也是那一年，在监狱里。”
我的动作顿了顿。
监狱？
“为什么进监狱？”我问。
“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顾慎之的声音依然平静，“关了三个月，后来学校保释出来的。”
我没有再问，只是继续给他擦药。药膏在掌心化开，温热滑腻，抹在那些新旧交错的伤痕上，像是在安抚一段段沉默的往事。
擦到左侧肋下那道斜斜的疤痕时，我的手指微微发抖。
这道疤……太深了。
即使已经愈合，依然能看出当初皮肉翻卷的痕迹。
“这道……”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有些哑，“也是那一年？”
“不是。”顾慎之说，“这是去年的事。在南京，调查一桩贪污案时，被人暗算的。”
“暗算？”
“嗯。”他顿了顿，“有人不想让我查下去，就雇了打手。那一刀本来是冲着心脏去的，我躲得快，只划到了肋骨。”
我的手指停在疤痕上，久久没有动。
去年。那时我们已经认识了。他在学校教书，在写小说，在帮我查陆家的事。而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他曾经离死亡这么近。
“为什么不告诉我？”我问。
“告诉你有什么用？”他反问，“让你担心？还是让你卷入更大的危险？”
“至少……”我说，“至少我应该知道。”
顾慎之转过身，面对着我。衬衫还敞开着，露出那些触目惊心的伤疤，在晨光里显得格外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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