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六,雪霁天晴。
我坐在书店二楼的窗前,面前摊着三份刚刚誊写完毕的信件。同样的内容,同样的笔迹——用的是左手写的仿宋体,工整得看不出个人特征。
信的内容很简单:
“监察院钧鉴:兹举报原东北军第八师师长陆振华(现居上海福煦路XX号)于民国十六年至二十年间,多次挪用军饷、克扣军需、倒卖军用物资。现有部分证据可查,涉及金额约十万大洋。望彻查。知情人启。”
没有落款,没有日期,只有这寥寥数语。
但已经足够。
足够让该看到的人看到,足够让该慌张的人慌张。
问题在于,这三封信,该寄往哪里?
第一封,寄往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这是最正规的渠道,理论上也最能引起重视。但问题是,监察院里有陆振华打点过的人——账本上清清楚楚记着,民国二十二年,监察院某科长嫁女,陆振华送了五百大洋的贺礼。
第二封,寄给《申报》。媒体的力量不可小觑,尤其是《申报》这样影响力巨大的报纸。但风险也大——一旦公开,就等于撕破脸皮,没有回旋余地。而且,报社里有没有陆振华的人?难说。
第三封,寄给上海特别市政府。这是陆振华的地盘,他在上海经营多年,政商两界都有关系。寄给市政府,很可能信还没到市长手里,就先落到了陆振华手里。
笔尖悬在信封上方,迟迟没有落下。
窗外,雪后的阳光明晃晃地照进来,把桌面晒得发烫。楼下传来傅文佩和可心整理书架的轻声细语,还有偶尔响起的门铃声——有顾客来了。
这样平静的午后,我却在这里谋划着一场可能掀起惊涛骇浪的举报。
“在想什么?”
我抬起头,顾慎之不知何时站在楼梯口。他今天穿了件浅灰色的棉袍,手里拿着一份卷宗,金丝眼镜后的目光温和依旧。
“在想这三封信,该寄到哪里。”我把信推给他看。
他走过来,拿起信看了看,又放下:“都是匿名信?”
“嗯,左手写的,仿宋体。”
“内容呢?”
“只提了挪用军饷的事,金额写了个大概。没有提具体证据,没有提涉及的人名,更没有提账本的存在。”
顾慎之点点头:“谨慎是对的。这封信一旦寄出,就是打草惊蛇。我们要的,是蛇出洞,不是蛇死——至少现在不是。”
他在我对面坐下,从卷宗里取出一份文件:“我查了陆振华在法租界那处房产的底细。名义上是一个法国商人的产业,但实际上,陆振华通过一家空壳公司持有。而最近半年,那里住进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谁?”
“原东北军的一个旅长,姓张。”顾慎之把文件推过来,“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后,这个张旅长带着部下投了日本人。后来不知怎么来了上海,一直躲在法租界。陆振华每个月给他两百大洋,说是‘安家费’,实际上……”
“是封口费。”我说,“这个张旅长,知道陆振华在东北的事?”
“不仅知道,很可能还参与了。”顾慎之指着文件上的一行记录,“民国十八年,陆振华倒卖的那批军火,就是这个张旅长经手的。后来张旅长投日,陆振华怕他把自己供出来,就把他接到上海,好吃好喝养着。”
我翻看着那些记录。很详细,有张旅长的照片,有他在法租界的住址,有他每天的活动规律,甚至还有他最近常去的一家烟馆的地址。
“这些你是怎么查到的?”我问。
顾慎之推了推眼镜:“我有些朋友,专门做这种调查。当然,费了些工夫。”
我没有追问是什么朋友。有些事,知道得越少越好。
“所以,”我把文件合上,“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一是举报陆振华挪用军饷,二是举报他包庇汉奸。”
“你觉得哪个更有效?”
我想了想:“挪用军饷是旧账,虽然严重,但时过境迁,查起来需要时间。包庇汉奸是现行,而且涉及抗日大义,一旦曝光,舆论压力会很大。”
“但风险也大。”顾慎之说,“张旅长是陆振华手里的筹码,也是定时炸弹。如果我们动了他,陆振华可能会狗急跳墙。”
“那我们就让他没时间跳墙。”我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一个名字,“魏光雄。”
顾慎之眼睛一亮:“声东击西?”
“对。”我说,“我们先对魏光雄下手。他是王雪琴的靠山,也是陆振华现在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如果魏光雄出事,王雪琴会慌,陆振华会分心。这时候,我们再动张旅长这条线,他们就顾不过来了。”
“然后再寄出举报信?”
“不,举报信最后寄。”我说,“等魏光雄和张旅长的事都发酵了,陆振华自顾不暇的时候,匿名信寄到该寄的地方——那时候,这封信就不是简单的举报,而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顾慎之沉默片刻,然后笑了:“陆依萍,你比我想象的还要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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