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码头的漕粮专列与医学馆的万民伞，如同两股强劲的东风，将李景隆的声望推向了新的高峰。朝野上下，再无人敢公开质疑“格物”与“新医”的价值。然而，李景隆心中那根弦却绷得更紧。他深知，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此刻越是风光，潜藏的风险便越大。朱元璋那意味深长的目光，始终如芒在背。
他必须主动出击，化解潜在的危机，将个人的声望转化为不可动摇的制度性力量。
这一日，李景隆郑重地向朱元璋呈上了一份厚厚的奏章，并非请功，而是“自劾”与“建言”。
奏章前半部分，他详细列举了近期轨路司与医学馆运行中出现的诸多“弊病”：如某段铁路因赶工导致路基略有沉降；某地医学队因用药过猛致使一老翁轻微不适；更有甚者，他主动揭发格物院下属一工坊管事，利用职务之便，克扣工匠伙食，虽情节不重，但已严惩不贷。他将这些问题归咎于自身“督查不严，用人失察”，请求皇帝责罚。
奏章后半部分，则提出了系统的“整改疏”。核心有两点：其一，建议成立独立的“轨路监察司”与“医政巡察使”，由都察院、工部、户部、太医院共同选派刚正官员担任，专司审计账目、巡查工程、核验药效、受理民讼，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二，奏请将“格物进士科”与“新医明法科”正式纳入科举选官体系，设定标准，定期考核，使格物与新医人才选拔规范化、制度化，避免仅系于他一人之身。
这道奏章，如同一块巨石投入深潭，在谨身殿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朱元璋仔细翻阅着奏章，手指轻轻敲击着紫檀木的御案，良久不语。李景隆跪在下方，垂首静待，心中亦有些忐忑。这是一步险棋，是自缚手脚，也是以退为进。
“李景隆，”朱元璋终于开口，声音听不出喜怒，“你可知，设立这监察司、巡察使，等于是将你手中的权柄，分与旁人？将这格物、新医纳入科举，更是将你这‘不传之秘’，公之于天下？”
“陛下明鉴！”李景隆叩首，声音清晰而坚定，“臣之所学，并非私产，乃天地之理，当为天下所用。格物院、医学馆所成，亦乃陛下圣德感召，朝廷之力所聚，非臣一人之功。然，权柄集中，易生弊病；学问私密，难期久远。臣恳请立规章、设监察、开科取士，正是希望格物之学、新医之道，能成为朝廷经制，而非仰赖人治。如此，方能根基稳固，惠泽万代，使我大明江山，永享其利！若因臣之私心，而阻学问之流传、碍国策之施行，臣万死难辞其咎！”
这番话，说得慷慨激昂，又合情合理。既表明了自己毫无私心，又处处站在江山永固的角度考量。
朱元璋深邃的目光凝视着李景隆，仿佛要穿透他的肺腑。殿内重臣， 如徐达、冯胜， 乃至一些原本对李景隆有所忌惮的文官， 闻言也不禁动容。能主动分权、倡立制度， 这份胸襟与远见， 确实非同一般。
“好！说得好！”朱元璋猛地一拍御案， 长身而起， 脸上露出了极为少见的、带着激赏的笑容，“居功而不自傲， 握权而知进退， 谋事而虑千秋！李景隆， 朕没有看错你！你所奏， 朕， 准了！”
圣旨旋即下达：依李景隆所请， 设立轨路监察司与医政巡察使， 遴选清正官员充任；命礼部、吏部会同格物院、太医院， 拟定“格物进士科”与“新医明法科”的考试章程， 于下一科乡试起试行！同时， 对李景隆“不掩己过、公忠体国”之举， 特赐蟒袍一袭、玉带一围， 以示嘉奖。
这道旨意， 彻底奠定了格物学与新医道的官方正统地位， 也巧妙地将李景隆的个人权威， 转化为了朝廷的制度性安排。尽管引入了监察机制， 但李景隆作为学科开创者和实际主导者的地位， 反而因制度的确认而更加稳固。那些原本想借其权柄过重而攻讦的势力， 顿时失去了口实。
消息传出， 格物院与医学馆内欢声雷动。年轻的技术官僚和太医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晋升通道和事业前景， 干劲倍增。而朝野有识之士， 亦对李景隆的胸怀与朱元璋的魄力赞叹不已。
借此东风， 李景隆开始加速推进他的“星火燎原”计划。
他奏请扩大“巡回医疗队”规模， 并将其制度化， 定期派往各省府， 重点防治天花、疟疾等流行病， 并收集各地疾病谱， 绘制“大明疫病分布图”。同时， 在各大市舶司口岸， 建立“检疫所”， 对入境船员、客商进行健康检查， 严防海外疫病传入。这些措施， 极大地提升了公共卫生水平， 赢得了底层民众的广泛拥戴。
在工业领域， 他利用朱元璋的信任和制度保障， 开始尝试技术扩散。他不再将最新技术死死攥在手中， 而是选择性地向朝廷控制的官营工坊输出一些相对成熟、易于管控的次级技术， 如改良的鼓风炉设计、标准化量具、基础的水泥配方等， 以提升官方手工业的整体效率， 同时避免核心技术过早外泄。这种“梯度输出”策略， 既展示了共享技术的“诚意”， 又确保了格物院的技术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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