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旅长孙振华蹲在明都门外一处被摧毁的半地下掩体里，头顶是被震裂的横梁还在簌簌落灰，面前是展开的明都门至西成门区域五万分之一地形图。
他是邱清泉战术构想最忠实的执行者，也是三旅快速穿插时那颗不会偏离轨道的“定盘星”。
邱清泉负责“算”，算时间、算距离、算火力、算兵力；孙振华负责“定”，定节奏、定方向、定补给、定退路。
“一营报告，”参谋的声音从步话机里传来，“已占领东大街十字路口，遭遇微弱抵抗，歼敌一个小队，正在清理残敌。预计十五分钟后可抵达城隍庙前街。”
孙振华在图上快速标出一个箭头。
“二营报告，沿城墙向西卷击，已拔除四个火力点，缴获重机枪一挺，俘虏？——没有俘虏。速度比预期快。”
孙振华立刻用指节敲击着地图，反复测量着二营当前位置与西成门之间的距离：七百三十米。
日军可能设伏的关键节点为大南门瓮城残址、福音堂钟楼和西成门内街两侧密集民居。天色彻底黑尽前还能利用的能见度窗口最多二十分钟。
“继续推进，”他沉声道，“但不要吃得太深。通知二营长，每占领一段城墙，留下一个战斗小组固守，清剿残敌，搜剿侧后。我不希望在切断西成门之前，被人从屁股后面咬一口。”
三分钟后，二营传来捷报：已控制明都门至大南门段城墙，歼敌六十余人，缴获重机枪两挺、轻机枪三挺、九二式步兵炮一门。
三个旅，三把烧红了的、用这个时代最精良的步兵武器淬过火的尖刀，从北、东、南三个方向，以三种截然不同却又相辅相成的战法，狠狠捅向已然千疮百孔的广济城防。
一旅的蛮横突击，硬生生把城门砸成了齑粉。
二旅的川魂血勇与精准谋略，在东门瓮城内杀出一条血胡同。
三旅的闪电穿插，已经撕开明都门，刀锋直指西门残敌最后的逃生通道。
美制M1918A2 BAR自动步枪的短点射，三发一组，干净利落。
德制MG34通用机枪的长连射，弹链在供弹口跳跃，枪管红得像淬火出炉的钢条。
汤姆逊、MP34、MP28冲锋枪的急促连发，像暴雨砸在铁皮屋顶，密不透风。
M1加兰德那标志性的“叮”一声弹夹弹出，清脆，短促，在一片炽热的金属咆哮中格外清晰，这是死神换弹的间隙，是下一个八发子弹即将出膛的预告。
日军的九二式重机枪还在吼，三八式步枪的单发还在响，掷弹筒的炮弹还在零星落下。
可是没有用，那些曾经让中国军人用血肉去填的火力点，如今刚喷出一串火舌，就会被至少三支冲锋枪和一个BAR小组压得抬不起头；那些曾经逼得整连整营无法前进一步的战术支撑点，如今被120毫米迫击炮一发一发地“点名”，从射击孔到掩体后墙，通通透亮。
这不是公平的对决，这是彻底的、一边倒的碾压。
而天空，并未因暮色降临而沉寂。
郑少愚亲自带队。
所有状态尚可、飞行员尚有体力爬进座舱的“野猫”与“斯图卡”，再次从武汉基地腾空而起。
机群压着最后一缕天光，从西边沉入地平线的方向飞来，机腹下的挂弹架满载，座舱里的年轻人满脸油汗与杀气。
他们没有进行地毯式轰炸。那太奢侈，也不够精准。
此刻的他们，是游弋在战场上空、随时可以应地面步兵召唤而降临的死神。
无线电里，地面引导员急促的呼叫声此起彼伏，各旅、各团、各营，甚至有些冲在最前面的连排长，都攥着步话机不撒手：
“泰山三号呼叫鹰巢！明都门内街口，日军一栋三层楼顶，重机枪阵地，压制我突击连！坐标已发，速来！”
不到一分钟，一架“斯图卡”脱离盘旋编队，机头猛然下坠，那标志性的、令所有日军胆寒的俯冲尖啸撕裂长空。
一个黑点从机腹落下。
一秒。两秒。三秒。
那栋三层砖楼连同楼顶还在喷吐火舌的重机枪阵地，化作一团冲天而起的橘红火球。碎砖、钢盔、扭曲的枪管、残缺的人体，被气浪抛向半空，又像雨一样落下。
“鹰巢收到，目标已摧毁。”
步话机那头，引导员吼了一声“打得好”，便又端枪冲进了硝烟。
“旸谷门北侧两百米，日军小股部队正在集结，疑似要反冲击！”
两架“野猫”交替俯冲，12.7毫米航空机枪弹如同两道钢铁鞭子，将那片集结区域连同沙袋工事抽打得碎片横飞，血肉四溅。
而在日军唯一可能逃生的西门西成门外，等待他们的不是1044师的进攻矛头，而是一支从田家镇要塞方向“恰好追敌至此”的、杀气腾腾的中国军队。
王东原趴在一处临时构筑的机枪阵地上，身上的风纪扣解开了，袖口挽到小臂中央，露出被江风吹成酱紫色的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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