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元年的北京城，比万历年间冷清了许多。街上的乞丐多了，商铺关门的多了，连那些勋贵皇亲的马车，看起来也没那么鲜亮了。辽东的战事像一只吞金兽，每年几百万两银子扔进去，连个响都听不见。朝廷上下都在为钱发愁，九边的军饷欠了半年，京官的俸禄也减了又减。
沈墨到京城时，已是四月中旬。他没住客栈，而是去了崔景荣府上——崔景荣去年升了兵部左侍郎，算是朝中说得上话的人了。
“敬之兄，你怎么来了？”崔景荣见到他，又惊又喜，“也不提前说一声。”
“事急，来不及。”沈墨直入主题，“景荣兄，朝廷真要放弃台湾？”
崔景荣叹口气，屏退下人：“这事……一言难尽。皇上登基不久，东林诸公掌权，他们满脑子都是辽东、是整顿吏治、是清理阉党余孽。台湾？太远了，远到他们顾不上。”
“顾不上就可以不要？”沈墨压着火气，“台湾五万多汉人百姓，三千驻军，说不要就不要了？”
“不是不要，是……力不从心。”崔景荣苦笑，“敬之兄，你知道去年福建拨给台湾多少粮饷吗？三万两。三万两，够干什么？观墨去年来了七八封催饷的信，兵部压着，户部哭穷，内阁装看不见。要不是你从邱家借了粮饷，台湾早乱了。”
沈墨沉默。他知道崔景荣说的是实情，但实情更让人心寒。
“我带了份奏折。”他从怀中取出邱鸿逵那份折子，“你看看。”
崔景荣接过细读，越读眼睛越亮：“开海禁，设市舶司，以海养海……这主意好啊！谁写的？”
“一个商人。”沈墨道，“但道理是对的。朝廷现在缺钱，开海收税，一年至少能多收几十万两。有了钱，台湾的粮饷就不用从福建挤了，九边的军饷也能宽裕些。”
“话是这么说，但开海……”崔景荣摇头，“太难了。当年隆庆年间开月港，闹出多大风波？多少官员因为走私被查办？现在要是全面开海，断多少人的财路？那些人能答应？”
“不答应也得做。”沈墨很坚定，“再不开海，朝廷就要被钱逼死了。辽东要钱，九边要钱，赈灾要钱，哪样不要钱？钱从哪来？加赋？百姓已经活不下去了。”
崔景荣在屋里踱步，良久，停下：“这折子，我可以帮你递。但光递折子没用，得有人在朝堂上说话。皇上刚登基，想做事，但也得顾忌朝议。”
“谁能在朝堂上说话？”
崔景荣想了想：“有两个人。一个是新任户部尚书毕自严，他是实干派，管着钱袋子，最清楚朝廷多缺钱。另一个是礼部右侍郎钱谦益，东林领袖，文章写得好，在士林中威望高。要是这两个人肯出面，事情就有希望。”
“能见吗？”
“毕尚书我可以引见。钱侍郎……他清高得很，不一定愿意见你。”崔景荣道，“不过，你可以去找一个人——翰林院编修陈子壮。他是广东人，对海贸之事比较了解，而且跟钱谦益关系不错。”
沈墨记下名字：“多谢景荣兄。”
“先别谢。”崔景荣看着他，“敬之兄，你这次进京，风险很大。朝中不少人都盯着你，等着抓你把柄。你一个革职之人，插手朝政，这是大忌。万一……”
“没有万一。”沈墨打断，“台湾不能丢，丢了，我这辈子白活。”
崔景荣知道劝不住，只好说：“那你小心。住在哪里？别住客栈，不安全。我城西有处别院，你先住那里。”
“好。”
安顿下来后，沈墨开始活动。他先见了毕自严。这位户部尚书果然务实，看了奏折，问了几个关键问题：开海能收多少税？怎么防止走私？市舶司设在哪里？人员怎么安排？沈墨一一作答，有些答得上，有些答不上，但毕自严没怪他，反而说：“沈先生虽然不在其位，但谋其政，难得。这折子，本官会仔细斟酌。”
有了毕自严的支持，事情好办多了。接着，沈墨通过陈子壮，见到了钱谦益。
钱谦益四十出头，面白无须，一身儒雅。他看完奏折，沉吟良久：“开海之议，前朝也有过。但海禁是祖制，贸然更改，恐遭非议。”
“祖制也是人定的。”沈墨道，“永乐年间，三宝太监七下西洋，那是开海还是禁海？嘉靖年间，倭寇肆虐，那是因为开海还是禁海？钱大人，时移世易，治国当因时而变。”
钱谦益看了他一眼：“沈先生说的道理，钱某明白。但朝中阻力，你也该知道。东南沿海那些世家大族，多少是靠走私发财的？开海禁，断了他们的财路，他们会拼命反对。还有那些清流，会骂你‘与民争利’、‘败坏风气’。”
“与民争利？”沈墨冷笑，“是‘与走私争利’吧？至于败坏风气……红毛人的炮舰在门口晃悠，那才叫败坏风气。钱大人，您是读书人，该知道‘苟利国家生死以’的道理。开海是为了朝廷，为了百姓，不是为了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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