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威案的处理雷厉风行。联合审理的结果不出所料，弹劾诸款，除占用民田价格略存争议外，其余强买强卖、干预司法、私下非议朝政等事，皆证据确凿。都察院与刑部拟罪，枢密院核议，最终呈报御前：郭威削去开国县伯爵位（降为县子），免去右武卫中郎将实职，调往北疆前线赵石军中效力赎罪，以观后效；其侄夺职，杖责五十，发还原籍；一干参与强买、干预的亲兵，依律惩处。皇帝朱批：“准。着即执行。其赴军中，若有寸功，或可稍赎前愆；若再有不法，两罪并罚，决不宽贷。”
惩处诏书明发，震动尤在刘洪“病退”之上。削爵、免实职、发配前线，这一连串打击清晰无误地传达了皇帝的意志：功是功，过是过，骄纵犯禁，即便是开国功臣，也绝不姑息。长安城中的新贵圈里，原本因刘洪之事尚存的一些侥幸与观望，顷刻间荡然无存。宴饮收敛了，车马低调了，议论朝政的声音几乎绝迹，至少表面如此。
枢密院的整饬令与政事堂的公文也迅速在地方产生效果。驻军将领与地方官吏之间，那些曾经心照不宣的“礼尚往来”骤然降温。华州李延观察到，原本频繁出入军营、宴请军官的几家豪绅，忽然变得“安分守己”起来，连劳军的酒肉都送得谨慎了许多。安平里的夜校灯火，似乎也因此恢复了些许人气——至少，来自官方的直接干扰少了。
麟德殿的敲打与后续的连环措施，如同一剂猛药，暂时压制了“骄纵”这头怪兽公开的咆哮。朝野上下，至少在中枢与地方明面上，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遵纪守法”与“支持新政”的整齐姿态。然而，身为最高决策者的黄巢，以及身处中枢的杜谦、林风、沈括等人，非但没有感到轻松，心头的阴霾反而愈发浓重。
因为表面的平静之下，暗流正在以更隐蔽、更危险的方式涌动。种种“隐忧”，如同潜伏在帝国肌体深处的病灶，在高压之下并未消散，反而加速了其变异与转移。
首要的隐忧，来自军队内部，尤其是那些与郭威、刘洪境遇相似或同病相怜的中高级将领。惩戒的威慑固然有效，却也催生了新的怨气与疏离。私下里的牢骚并未消失，只是变得更加隐秘，言词也更为尖刻。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古人诚不我欺！” 某位同样出身草莽、战功赫赫的将军，在密友小酌时，几杯黄汤下肚，红着眼睛低吼，“咱们流血流汗打下的江山，如今倒要受那些酸丁和弄臣的窝囊气！搞什么新字，分什么田地，还弄个什么鸟‘科学院’，尽是些没卵用的玩意儿！把咱们这些老兄弟当贼防！郭胡子不过是占了点田地，说了几句实话，就落得如此下场！寒心呐！”
“噤声！” 同伴急忙制止，警惕地看了看门窗，“小心隔墙有耳！都察院那些‘狗鼻子’现在灵得很！”
“怕个鸟！” 那将军虽压低了声音，怒气却更盛，“老子在战场上刀山火海都闯过来了，还怕几个闻味的？只是这口气，实在咽不下！林枢密也是，跟着陛下久了，也变了味道，胳膊肘往外拐！”
类似的情绪，在部分将领中悄悄蔓延。他们对新政本就缺乏理解与认同，郭威事件更被视为一种“背叛”和“打压”。这种情绪一旦与军事挫折（如野狐岭之败）相结合，极易转化为对朝廷决策的消极抵制，或是在关键时刻的保存实力、逡巡不前。更危险的是，若有心怀叵测者从中煽动，或将酿成大祸。
第二重隐忧，则在于新政推行的基层，特别是土地清丈与扫盲教育。朝廷的整饬令虽然切断了部分驻军与地方豪强的公开勾连，却未能根除他们之间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与默契。豪强们转而采用更隐蔽的方式施加影响，或通过亲属、姻亲、故旧等关系网络，继续阻挠、歪曲新政。在华州，李延就发现，虽然夜校表面上恢复了，但关于“朝廷用新字是为了方便加税”、“清丈之后好田都要充公”的谣言，依旧在乡野间悄然流传，源头难觅。一些原本配合清丈的里正、胥吏，态度也重新变得暧昧起来，显然是受到了无形的压力。
而最令黄巢和沈括感到焦虑的第三重隐忧，则来自他们寄予厚望的“破局利器”——科学院，尤其是鲁方负责的“火剂”研究。
鲁方及其团队自腊月起便埋头于那间 guarded 的工坊，反复试验硫磺、硝石、木炭（后经沈括提点加入）以及“石脂”衍生物的不同配比、提纯方法、混合工艺。爆炸发生过数次，伤了几名学徒，幸无大碍。他们确实得到了一些能猛烈燃烧甚至发出爆响的混合物，但问题重重：配方极不稳定，这次成功，下次同样比例可能哑火或威力大减；燃烧速度难以控制，要么瞬间燃尽，要么久久不燃；产生的烟雾极为呛人，且残留物有剧毒；最关键的，如何将其安全、有效地应用于实战（无论是投掷、发射还是爆破），毫无头绪。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