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州北门的检查比南门还要严一些。
守门的军士不仅核验了路引，还特意翻看了一下他们的行囊，确认没有夹带违禁物品，才挥挥手放行。
陈洛收好路引，策马出了城门，回头看了一眼那座高大的城楼，心中默默估算了一下路程。
今日若是顺利，傍晚时分应当能到京北城了。
出了涿州往北，路况反而不如南段平整。
因为这段路离前线更近，常有军队的辎重车辆来来往往，沉重的车轮将路面压得坑坑洼洼，碎石和泥土混在一起，马蹄踩上去有时会打滑。
陈洛不得不放慢速度，让枣红马小心翼翼地绕过那些深坑和裂缝。
路边的墩台比南段密集得多。
每隔五里左右便有一座土筑的墩台，高约两丈，台顶搭着草棚，棚下驻有两三名士兵。
那些士兵穿着褪色的军服，有的靠在草棚柱子上打盹，有的站在台边眺望远方，身旁备有干柴、火把和一面铜锣。
那是朝廷的“预警系统”，一旦发现敌情，白天放烟、夜晚举火、敲锣报警，消息能在一两个时辰内从边境传到京北城。
涿州以北的田野也有明显的变化。
大片大片的军屯田沿着驿道两侧铺展开来，田里种着麦子、黍子和豆类，但长势不算好，麦苗稀稀疏疏的，显然是地力不足。
那些军屯户们穿着破旧的军服，在田里弯腰劳作，身边却放着长矛或弓箭，一副“战时为兵，闲时为农”的模样。
陈洛路过时，看到几个屯户正蹲在田埂上啃干粮，见有陌生人经过，警惕地抬头看了几眼，确认只是赶路的旅人，才又低下头去继续吃。
驿道上最常见的是“铺兵”，急递铺的传送员。
他们背着黄布包袱，里面装着军报和奏章，步幅急促而均匀，每隔十里换一次人，昼夜不息。
陈洛一行人在路上遇到了好几拨铺兵，与他们擦肩而过，那些铺兵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只顾低头赶路，仿佛时间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切。
从涿州粮仓出发的运粮队则是路上最庞大的队伍。
十几辆甚至几十辆骡车排成长龙，前后有持兵器的士兵护送，车夫们甩着响鞭，吆喝着催促牲口赶路。
骡车碾过坑洼的路面时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粮袋在车板上堆得高高的，用粗麻绳捆得结结实实。
陈洛三人不得不靠边让路，等运粮队先过去，才能继续前行。
偶尔也能看到挂着“燕王府”字样的车辆经过。
那些车比寻常的马车更加宽大结实，车身上漆着暗红色的漆，车帘低垂，看不清里面坐的是什么人。
车夫穿着整齐的青色短褐，马匹也养得膘肥体壮，一看便是王府的采办人员。
其他车辆遇到这种车都要主动让道，陈洛也勒马靠边，等那辆车过去了才重新上路。
这段路上的检查站也比南边更多。
每过一个铺，都要出示路引或文牒接受查验，守铺的军士核对无误后才放行。
白昙被查得有些不耐烦，低声抱怨了一句：“怎么查得这么严？”
陈洛低声回道：“再往北就是京北城了，那是燕王的地盘，朝廷和王府都盯得紧，自然查得严。”
当距离京北城还有三十里时，路边的景象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
村庄变得更加密集，规模也更大，有的村子竟有数百户人家，房屋连绵成片，炊烟袅袅升起，与南边那些荒芜的“百户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陈洛听路边的老人说，这些村子大多是洪武中后期从山西大槐树迁来的移民建立的，经过几十年繁衍生息，已经成了京北城外围的重要粮产区。
路边出现了一条通往京北城的烽火台链，每隔十几里便有一座高大的烽火台。
比那些五里一墩的小墩台要宏伟得多，台基用青石砌成，高约三四丈，上面有值守的士兵和巨大的柴草堆。
那些烽火台如同一串沉默的哨兵，沿着驿道一路向北延伸，将边境的消息一站一站地传向京北城。
路边也开始出现巨大的警告牌，牌上写着“前方为京北府界，军民人等，各守本分，违者重罚”的字样，漆成了醒目的红色，在灰黄的田野间格外显眼。
陈洛勒马在牌前停了一下，抬头看了一眼那几行字，心中感慨了一句：这京北的地盘，果然比别处都要规矩森严。
他收回目光，轻轻夹了一下马腹，枣红马踏着碎步继续向北。
前方的驿道在平原上蜿蜒延伸，尽头的地平线上，一片连绵的城郭轮廓正在暮色中渐渐浮现出来，如同一头沉睡的巨兽横卧在大地之上，巍峨而沉默。
黄昏的风从南边灌过来，裹着尘土和枯叶的干燥气息，如同一把钝刀在脸上慢慢刮过。
陈洛眯起眼睛，拉高了衣领，将口鼻遮住大半，目光落向不远处那座在晚霞中泛着深金色光泽的城楼。
京北城到了。
这座城的前身，是沅朝的旧都沅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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