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庶与石韬领命后，并未急于仓促反击。二人闭门数日，将收缴来的曹营册子逐一剖析，将其曲解、污蔑之处，与《大同典要》、《新世言》的核心要义逐条对照。
“彼辈之论，看似刁钻，实则立足于一‘旧’字。”徐庶搁下笔，目光清冷，“其一切攻讦，皆源于旧有之君臣纲常、华夷大防。我等欲破其论，便不能在其框架内与之纠缠，而需重立根基。”
石韬深以为然：“元直兄所言极是。我等当直指本源，阐明我‘大同’之道，非为破坏，实为新生；非为纵民，实为立人；非为弃华，实为容众。”
方针既定，一场无声的战役在弘文馆内打响。徐庶亲自执笔，撰写核心论战文章《正名篇》。他不做空泛驳斥，而是以朔方吏治案为例，将李焕之流贪墨盘剥、旧秩序下百姓冤屈无门的惨状，与在新法下得以伸张的“公道”进行对比，进而论述“法为公”乃是为了终结“权为私”所带来的无尽苦难。
石韬则发挥其熟悉经典的优势，撰写《古今通义辨》，引经据典，论证“民本”思想古已有之，并非离经叛道，反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才是真正的悖逆人臣之道。他还搜集整理了河套之地胡汉百姓共同垦荒、并肩御敌、孩童同窗共读的真实事例，编成《共生图说》，以最朴素的图文，阐述“华夷共济，方能天下安宁”的道理。
与此同时，在张明远的授意下，讲武堂也加入战局。李顺等将领虽不擅文墨，却命令军中识文断字的参谋、文书，将游奕军巡边时看到的曹统区内民生凋敝、豪强横行的情况，与河套境内的秩序井然进行对比，写成一篇篇短小精悍的《南北见闻录》，语言粗粝，却胜在真实震撼。
第一批批驳册子与宣传文书迅速印制出来，其用纸之劣、印刷之糙，与曹营所出如出一辙，显然出自同一批简陋工坊。刘圭麾下的内卫与经过筛选的可靠商队，如同毛细血管，将这些册子夹带在货物中，不仅发往河套各屯堡、市井，更冒险向南，渗透进入并州、司隶，乃至兖州、豫州的乡野村落。
风，开始逆向吹拂。
在颍川的一个小镇，一位私塾先生收到了友人辗转送来的《古今通义辨》。他本是抱着批判之心阅读，却被其中严密的逻辑和有力的论据所吸引，尤其是对“民本”思想的溯源，让他这个熟读经典之人也为之哑然。他虽未全然信服，却再也无法轻易将“大同”之说视为无根之萍。
在邺城郊外，一个被曹军小吏欺压得苦不堪言的农户，偷偷藏起了一本《南北见闻录》。他不识字，却认得上面的简图——那图中描绘的北地百姓分田、官吏依律行事的场景，成了他夜深人静时，对着黑漆漆的茅草屋顶，唯一一点不敢与人言的渺茫幻想。
然而，思想的渗透并非一帆风顺。
数日后，边境巡弋的游奕军擒获了一支形迹可疑的商队，从其货物中搜出了大量未曾开封的曹营册子，同时，也发现了几名混在商队中，意图潜入河套散布流言、甚至伺机破坏的曹军细作。
几乎同时，弘文馆内也起了波澜。几位被延请来的、思想仍偏向传统的老儒，在参与新教材编纂时，对其中“淡化忠君”、“强调协作”、“胡汉同源”等内容提出了强烈质疑，认为这“败坏人心，动摇国本”，争执一度十分激烈。
消息传到决策堂，张明远只是淡淡一笑，对徐庶和陈琛道：“看，这便是了。外部的刀剑，内部的杂音，从来都是相伴相生。我们既要御外贼，也要安内惑。”
他起身，下令道：“李顺，加强边境稽查，凡有形迹可疑者，严加盘问。秃发叱木，你的游奕军，不仅要巡边，更要成为流动的宣传队，将我们的道理，带到更远的地方，说给那些边境上的部落和百姓听。”
他又看向徐庶：“元直，弘文馆内的争论，不必强行压制。真理越辩越明。可将双方观点整理出来，甚至可以在《弘文月刊》上开辟争鸣栏，让所有人都看看，新旧思想究竟有何不同，为何不同。我们要相信，事实与道理，自有其力量。”
徐庶心领神会：“府主明见。堵则遗患，疏则通明。唯有经过碰撞与选择，信念方能真正坚定。”
新的指令被迅速执行。边境线上，游奕军的骑兵在巡逻时，除了弓刀，马鞍旁也多了一捆捆用油布包裹好的册子。而在弘文馆内，一场关于蒙学教材内容的大辩论被公开举行，徐庶、石韬等人亲自下场，与持保守观点的学者引经据典，激烈交锋。这场辩论的内容被详细记录，刊印成特辑，引发了境内士人乃至识字的百姓的广泛讨论。
许多人第一次如此清晰地了解到，“大同府”所追求的，究竟是怎样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反对的声音并未完全消失，但经过公开的辩驳，其市场无疑缩小了许多，而支持与理解的声音，则变得更加理直气壮。
笔墨之争，初见成效。但所有人都明白，这仅仅是开始。旧世界的根基深厚，绝不会因几本册子、几场辩论就轻易动摇。真正的风雷，还在后头。而“玄鼎”这台精密的机器，已然开足马力，在思想斗争的新战场上，稳步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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