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年的春天，河套平原的积雪融化成涓涓细流，渗入渴望滋润的土地。与自然界的复苏相应，大同府内部也迎来了一场深刻而静默的变革——制度的筋骨正在取代创业初期依赖个人威望与情感的脉络。
“典制馆”的成立，如同一座思想的熔炉。陈琛亲自坐镇，遴选出的并非全是饱读诗书的传统文士，更有精通律法的吏员、善于总结的基层干才，甚至包括几位因功擢升、通晓文墨的军官。他们的任务，是将数年来散见于政令、军规、屯田条例中的规则，以及《新世言》中阐述的理念，熔铸成一套系统、清晰、可操作的典章制度。
张明远对《大同典要》的编纂提出了明确要求：“勿求辞藻华丽，但求条文清晰；勿引经据典空谈，但依现实情状立规；其核心，一在‘公平’，二在‘效率’，三在‘可持续’。”
于是，典制馆内日夜灯火通明。争论时常发生——关于官吏考核，是重德还是重绩？关于土地流转，如何在“永佃”基础上防止兼并？关于兵役，是延续府兵制还是部分引入募兵？每一个条款的拟定，都经过反复推敲，力求在理想与现实、公平与活力之间找到最佳平衡。
最终成型的《大同典要》草案，分为《总纲》、《吏治》、《民生》、《军防》、《刑律》五篇。它明确规定了从府令到屯长的各级官吏职责、考核与升迁路径；细化了土地分配、税赋征收、商贸管理的规则；确立了“讲武堂”为核心的军官培养体系与“府兵制”为基础的军事架构；更重要的是，它首次以法典形式，明确了“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有授权必须为”的原则，并将“民可告官”的雏形写入条文。
“此典若成，我大同府便真正有了超越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根基。”陈琛捧着厚厚的草案，感慨万千。
张明远仔细审阅着，点了点头，却又指出一点：“还需增设《传承》篇。明确核心决策机制，规定在非常情况下，如何推举新的领导者，确保道路不因人废。”
就在大同府潜心“立制”，夯实内在根基的同时，外部的暗流愈发汹涌。
曹操在稳定了河北局势后，终于能腾出更多手段对付北方。军事高压暂时难以奏效，经济封锁又被对方以惊人的韧性逐一化解，他选择了更为隐蔽而毒辣的方式。
许都，校事府。新任校事赵达向曹操汇报着新的策略。
“明公，针对河套的‘凿壁’计划已初步部署。其一，派遣死士、细作，伪装成流民、商贩乃至投奔的士子，混入其境，目标并非刺杀（知其防备森严），而是散布谣言，挑动其新迁之民与旧部之矛盾，制造胡汉摩擦，并伺机破坏其工坊、粮仓。”
“其二，重金收买其境内不得志之低级官吏、失意之胡酋，或为内应，或传播悲观论调，动摇其内部。”
“其三，对其南向之商路、信息通道，进行更精准的打击与误导，令其逐渐变成聋子、瞎子。”
曹操面无表情地听着，最后只淡淡道：“去做。不惜代价。”
与此同时，江东的孙权，在周瑜和鲁肃的推动下，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遣使？此时遣使，若被曹操知晓，岂非引火烧身？”孙权仍有顾虑。
鲁肃道：“主公，非正式使节。可遣一可靠商队，携我江东特产及书信，以通商为名北上。信中不必涉盟约，只表达对其能抗衡曹操的……赞赏，探讨商贸互通之可能。此举，一可窥其虚实，二可预留一线，三则，若其势大，曹操必更忌惮，于我江东有利。”
周瑜也补充道：“观其制度理念，与曹操截然不同。敌之敌，未必是友，但定非我当下之首要威胁。此乃远交近攻之雏形。”
孙权沉吟良久，终于点头：“便依子敬与公瑾之言。人选务必可靠，行事务必机密。”
而在邺城故地，一个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年轻人，拿着几份辗转得来、已被翻看得起了毛边的《河套问对录》和《新世言》摘要，眼中重新燃起了光芒。他名叫石韬，字广元，本是避乱北上的颍川士子，一路见闻民生之多艰，内心苦闷彷徨。此刻，他望着北方，喃喃自语：“民为重……法为公……才为用……或许，那里真有一条不同的路？”
他收拾了简单的行囊，毅然踏上了北去的路途。他并不知道，像他这样被河套新气象所吸引，怀揣着不同目的和理想，从四面八方悄然北上的士人、工匠、乃至失意的低层官吏，正逐渐形成一股细流。
河套平原上，春耕的号子再次响起，新式的曲辕犁在田间划出笔直的沟壑。逐鹿城内，《大同典要》的草案开始在小范围内试行、讨论、修改。讲武堂里，军官们学习着新的条例和战术。蒙学堂中，孩童的读书声愈发响亮。
一切都显得井然有序，充满希望。
但张明远站在城头，感受着温暖的春风，心中却无半分松懈。他深知，内部的制度构建如同铸造铠甲，而外部的暗流与试探，则如同无声的侵蚀。立制固然重要，但能否在这纷繁复杂的暗流冲击下，保持内部的纯净与团结，同时精准地辨识朋友与敌人，将是下一个阶段更为严峻的考验。
“起风了。”他轻声说，不知是指这春日的和风，还是指那正在酝酿的、来自四面八方的潜流。
春天的河套，生机勃勃之下，暗影浮动。立制与破局的博弈，进入了更深、更险的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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