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车在通县汽车站停稳，何家三兄弟带着各自的家人依次下车。冬日的阳光苍白无力地照在泥泞的地面上，车站里人来人往，喧嚣中透着年节后的疲惫。
“大哥，三弟，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何天能抱着尚未完全康复的何虹平，对何天培和何天良说道。
何天培点点头，脸上带着些许疲惫：“回吧，有事再联系。”
何天良则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目光游离，似乎早已神游天外。
三家人就此分别，朝着各自在县城的住所走去，如同三条河流，在短暂的汇合后，又奔向各自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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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天培一家步行回到通县罐头厂家属区。他们家是一处两间的瓦房小院，虽然不大，但在住房紧张的县城里，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条件。这是何天培七八年前因细心检查及时发现火情、挽回了厂里重大损失后，厂里特别分配给他的奖励。作为厂里连续多年的劳动标兵，他本应有更好的待遇，但家里人口多，这两间房还是显得拥挤了些。
一进屋，水双凤就忙活开了，指挥着四个孩子收拾行李、打扫卫生。何福平、何禄平、何寿平三个大点的孩子已经能帮上不少忙，最小的何喜平才九岁，也学着哥哥们的样子，拿着和自己差不多高的扫帚，笨拙地扫着地。
何天培坐在堂屋的椅子上，看着忙碌的妻儿，心思却飘得很远。他掏出烟袋，慢慢卷着一支烟，眉头紧锁。
大儿子何福平今年十五了，还有半年就初中毕业。这孩子随他，踏实肯干，但读书上确实没什么天分，考学是没希望了。何天培年前就从厂领导那里得了消息，政策越来越紧，所有无业人员都要去大东北或者大西北下乡。何福平才十五岁，这么小的年纪，怎么能去那么远的地方吃苦受罪？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老家的爹娘还在为小儿子扯后腿，闹着要加什么抚养费。何天培想起老母亲那张偏心的脸，心里一阵烦躁。他何尝不想帮衬弟弟？但天佑那副不成器的样子，帮了也是打水漂。更何况，他自己还有四个孩子要养，接下来何禄平、何寿平也都要陆续毕业，工作问题一个接一个，想想就头疼。
“爹，我扫完了。”何福平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何天培抬头看着大儿子，少年人的脸上已经有了几分坚毅的轮廓，像极了他年轻时的样子。
“福平，过来坐。”何天培指了指旁边的凳子，“毕业后有什么打算？”
何福平挠挠头：“我也不知道，爹。能进厂最好，进不了的话...”他顿了顿，“听说东北那边招工，包吃住，就是远了点。”
何天培心里一酸，强压下情绪：“别想那么多，爹会想办法的。”
他暗自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把大儿子弄进厂子里。可是一个岗位那么多双眼睛盯着，谈何容易？而且接下来还有三个儿子，要怎么办？
烟雾缭绕中，何天培的眉头越皱越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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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边，何天良一下车就和两个哥哥打了声招呼，头也不回地走了，完全不管怀着五个月身孕的妻子和四个年幼的女儿。
叶春燕艰难地扶着肚子，在泥水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十岁的何来儿懂事地背着四岁的小妹何迎儿，八岁的何念儿一手牵着姐姐何来儿的衣角，一手紧紧牵着六岁的三妹何盼儿。四个女孩早已习惯了父亲的态度，默默地跟在后面，不敢抱怨。
等她们好不容易走回通县钢厂家属区的家，何天良已经翻箱倒柜找出了酒，躺在床上喝了起来。
叶春燕放下手中的包袱，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天良，少喝点，伤身子...”
话还没说完，何天良猛地坐起身，“啪”地一声甩了她一耳光：“你个不下蛋的母鸡！我几个兄弟都有儿子就我没有，还不是怪你！”
叶春燕护着肚子，不敢反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何来儿四姐妹在门外听到动静，吓得瑟瑟发抖，缩在屋檐下不敢进屋。
何天良灌了一大口酒，心里苦涩难当。这次回老家，私下里被老母亲张翠花又哭又闹，硬是掏走了三十块钱。老太太说得明白：两个哥哥家的侄子都大了，记事了，现在得先和老五家年纪小的旭平、阳平打好关系，以后才有个摔盆打碗的男丁。
“绝户”这个词像一把刀，扎在何天良心上。在钢厂里，他没少听人在背后这么议论他。四个女儿，再怎么乖巧懂事，在旁人眼里也是“没后”。他也想有个儿子啊！可这能全怪他吗？
想起叶春燕肚子里这个，何天良既期待又害怕。万一又是个女儿怎么办？他不敢想下去，只能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妻子身上。
屋外，何来儿紧紧抱着小妹，何念儿和何盼儿依偎在她身边。寒冷的冬日里，四个女孩挤在一起，听着屋内父亲的怒骂和母亲的啜泣，小小的脸上写满了恐惧与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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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两个兄弟家的压抑气氛不同，何天能一家五口慢悠悠地走回城东运输站附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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