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思想中 “少私寡欲”（《道德经》第十九章）的主张，与 “齐人攫金” 的寓意更是高度契合。老子认为，“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欲望的无限膨胀是引发灾祸的根源，而齐人正是因 “不知足” 而陷入 “只见金不见人” 的认知盲区，最终招致祸患。列子作为道家代表人物，将这一故事收录于《说符》篇，本意便是通过寓言阐释 “去其诱慕，除其嗜欲，损其思虑” 的道家修身理念，强调唯有摒弃过度贪欲，才能保持心智清明。魏晋时期的玄学家们在讨论 “名教与自然” 的关系时，也常引用 “齐人攫金”，批判世俗之人因追逐名利（金）而违背自然本性（人）的行为，进一步丰富了典故的思想内涵。
法家则从 “以法治贪” 的角度赋予了典故新的思想维度。韩非子在《韩非子?解老》中写道：“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而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 他将欲望与祸乱直接关联，而 “齐人攫金” 正是 “邪心胜而祸难生” 的典型案例。法家主张通过严厉的法律惩罚来遏制贪欲，认为只有让 “贪者必受罚”，才能防止类似 “攫金” 的行为发生。后世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在制定反贪法律时，常以 “齐人攫金” 的典故警示官员，将其作为 “贪者自毁” 的象征，使典故所蕴含的法治思想得以传承与践行。
在小说创作中，“齐人攫金” 的故事模式被广泛借鉴，成为塑造贪腐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手段。明代冯梦龙编纂的 “三言二拍” 中，有多篇小说以 “贪欲致祸” 为主题，其核心情节与 “齐人攫金” 一脉相承。《警世通言?桂员外途穷忏悔》中，桂员外原本是穷苦书生，得到施济的救助后发家致富，却因贪欲膨胀，忘恩负义，侵占施济的家产，最终落得 “家产尽失，死于非命” 的下场，其 “忘恩贪利” 的行为与齐人 “攫金忘义” 如出一辙。冯梦龙在结尾点评道：“世之贪夫，正如齐人攫金，只见其利，不见其害，卒之害及其身，悔之晚矣。” 直接点明了小说与典故的传承关系。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严监生、严贡生等人物形象，都是 “齐人攫金” 式的贪腐典型。严监生临死前，因灯盏里点着两茎灯草，始终不肯闭眼，直到家人挑掉一茎才咽气，其对财富的贪婪已到了病态的程度，与齐人 “只见金不见人” 的荒诞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红楼梦》中，王熙凤 “弄权铁槛寺”“协理宁国府” 时，利用职权大肆敛财，最终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其命运轨迹也印证了 “贪者必败” 的典故寓意。
在戏曲创作中，“齐人攫金” 的故事被改编成多种剧目，以通俗化的形式在民间传播。元代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中，张驴儿为霸占窦娥，用毒药毒死自己的父亲，却反诬告窦娥杀人，其 “为利忘义” 的行为本质上是 “齐人攫金” 的变体。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中，陈最良作为迂腐儒生，一味追求功名富贵，对杜丽娘的真情视而不见，其 “只见功名不见情” 的行为，被后人解读为 “齐人攫金” 在功名场中的表现。清代京剧《四进士》中，顾读、刘题等官员因收受贿赂，枉法裁判，最终被严惩，剧目通过戏剧冲突，生动再现了 “齐人攫金” 式的贪腐行为及其恶果，起到了 “以戏警世” 的作用。这些戏曲作品，将典故的警示意义融入生动的故事情节之中，使 “戒贪” 思想深入民间，影响了普通百姓的价值观。
（三）对政治领域的影响
“齐人攫金” 作为反贪腐的经典典故，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历代统治者反腐倡廉、整顿吏治的重要思想武器，其影响体现在制度建设、官员教育、政治宣传等多个方面。
在制度建设方面，“齐人攫金” 的典故为反贪法律的制定提供了思想依据。从秦汉时期开始，封建王朝便以 “禁贪” 为核心制定法律条文，汉代的《盗律》明确规定 “盗采金、银、铜、铁者，左趾”，唐代的《唐律疏议》中设有 “受赃” 专篇，将贪赃枉法分为 “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 等多种罪名，量刑极为严厉。这些法律条文的制定，其背后都蕴含着 “齐人攫金” 所警示的 “贪者必受罚” 的逻辑，统治者希望通过严厉的法律，遏制官员的贪欲，防止 “攫金” 式的贪腐行为发生。明代朱元璋对贪腐的打击尤为严厉，他颁布《大诰》，规定 “凡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剥皮实草”，并在全国范围内修建 “皮场庙”，用以警示官员。朱元璋在训诫官员时，常引用 “齐人攫金” 的典故，告诫他们 “为官者当戒贪，若贪金如齐人，必遭天谴国法”，将典故的警示意义与法律制度紧密结合，形成了 “以法防贪、以典警贪” 的政治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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