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窗外传来一阵喧闹声,车马的嘶鸣、仆从的吆喝、路人的惊叹交织在一起,打破了书房的宁静。原来是有位高官乘坐着华丽的轩车(古代大夫以上官员的车驾)从门前经过,那轩车装饰着五彩的绸缎,车轮碾过石板路发出沉稳的声响,车旁簇拥着数十名侍从,威风凛凛,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观望。
听到声响的华歆立刻放下了手中的书简,眼神瞬间被窗外的热闹吸引。他先是侧耳倾听,接着身体不由自主地前倾,脚尖悄悄踮起,脖子伸得老长,恨不得透过窗户看清轩车的全貌。当听到路人议论“此乃当朝司徒之车”时,他更是眼睛一亮,猛地站起身,对管宁说:“宁兄,且看此等威仪,真乃大丈夫之荣也!”说完便不顾管宁的反应,快步跑到窗边,扒着窗沿看得津津有味,口中还不时发出“啧啧”的赞叹,脸上满是羡慕之色。
而管宁依旧坐在席子上,手中的书简未曾放下,目光始终停留在文字之间。窗外的喧嚣仿佛隔着一层无形的屏障,丝毫没有干扰到他。高官的轩冕在他眼中,与路边的草木、天上的浮云并无本质区别——那不过是世俗的权势与虚荣,并非学者追求的“道”。他曾说:“君子所求,非轩冕之荣,乃心中之理。”在他看来,若为世俗的荣华富贵所动,便会迷失治学与修身的方向,即便日后身居高位,也不过是追名逐利之徒,而非真正的君子。
华歆在窗边看了许久,直到车马声渐渐远去,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席上。他还在兴奋地向管宁描述轩车的华丽、侍从的气派,言语间满是对“身居高位、出入有仪”的向往。当他看到管宁依旧低头读书,仿佛刚才的一切从未发生时,脸上的兴奋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丝尴尬与不解:“宁兄,如此盛景,难道你就不好奇吗?大丈夫生于世间,当建功立业,享此荣华,难道非要埋首故纸堆中?”
管宁这才缓缓抬起头,目光平静地看着华歆,眼神中没有愤怒,只有一种深深的失望。他放下书简,沉默片刻,然后从墙角拿起一把小刀。华歆不解地看着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只见管宁走到两人同坐的席子前,手腕一扬,锋利的刀刃瞬间将席子从中间割开,形成了两道清晰的裂痕。
做完这一切,管宁看着华歆,一字一句地说道:“子非吾友也。”
这句话没有激昂的情绪,却如千斤巨石砸在华歆心上。他看着被割开的席子,又看着管宁决绝的眼神,终于明白:他们之间的差异,早已不是“好奇与否”“动心与否”的小事,而是关于人生追求的根本分歧。管宁追求的是内心的坚守与精神的纯粹,视荣华富贵为浮云;而华歆向往的是世俗的成功与外在的荣光,即便口称“治学”,内心却始终为名利所动。这样的两个人,注定无法再并肩同行。
华歆张了张嘴,想说些什么,却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他知道管宁的性格——一旦认定的原则,便绝不会妥协。他默默地收拾起自己的书简,低着头走出了书房,从此,两人再未同席而坐,曾经形影不离的好友,就这样因价值观的背离,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三)殊途殊归:分道扬镳后的人生轨迹
“割席分坐”并非故事的终点,而是两人人生道路的分水岭。这场决裂之后,管宁与华歆的人生轨迹愈发清晰地走向了不同的方向,更印证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必然。
管宁在割席之后,深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且官场风气日渐浮躁,便带着家人渡海前往辽东(今辽宁一带)。当时的辽东远离中原纷争,尚属蛮荒之地,但管宁却在这里找到了心灵的归宿。他在辽东搭建茅屋,开垦荒地,一边躬耕自给,一边开设学堂,传授儒家经典。他治学严谨,待人宽厚,对前来求学的弟子不论出身,只看品行,很快便在当地赢得了极高的声望。
辽东太守公孙度曾多次邀请管宁入朝为官,许以高官厚禄,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他说:“吾志在治学育人,非为功名富贵。若为轩冕所累,初心尽失,不如耕读于野,独善其身。”在辽东的三十余年里,他始终坚守清贫,教书育人,培养了大批品德高尚的学子,连塞外的少数民族都敬重他的德行,称他为“管夫子”。直到魏文帝曹丕统一北方,天下稍定,他才返回故乡,但依旧拒绝朝廷的征召,终老于田园之中。他的一生,正如他年轻时的选择——不为外物所动,坚守本心,活成了自己所追求的“君子”模样。
而华歆则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他在与管宁决裂后,更加明确了自己对仕途的追求。他凭借过人的才华和圆滑的处世能力,在动荡的三国乱世中步步为营。起初他效力于孙策,后归降曹操,凭借“有谋略、善应变”的特点,逐渐得到重用。他历任尚书令、司徒等职,成为曹魏政权的核心大臣,出入皆有轩冕,享尽荣华富贵,实现了当年他羡慕的“大丈夫之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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