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商朝遗民，周公推行“明德慎罚”政策。他下令废除商朝的酷刑，规定“罪人不孥”（不牵连家人），“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对于生活困难的遗民，官府发放粮食、农具，鼓励他们恢复生产。他还亲自到殷地巡查，与遗民中的长者交谈，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汝等昔日受纣之苦，我周王伐纣，本为救民。如今有何难处，可直言相告，我必设法解决。”有遗民抱怨赋税过重，周公当即下令调整税率，按收成比例征税，丰年多收、歉年少收，极大缓解了遗民的抵触情绪。
面对管叔、蔡叔与武庚的叛乱，周公深知单纯军事镇压无法根治问题。他亲率大军东征，历经三年平定叛乱后，没有对参与叛乱的殷民赶尽杀绝，而是将他们迁徙至洛邑，派官员“教之稼穑，导之礼义”，用教化而非刑罚改造他们。他对部下说：“这些百姓本无罪，只是被武庚蛊惑。若能让他们安居乐业，自然不会再反。”这种“化干戈为玉帛”的处理方式，正是“平易”理念在乱世中的生动体现。
（三）治国实践：让“平易”融入政令
平定叛乱后，周公开始系统推行“平易治民”的政策，将“民惟邦本”的理念转化为具体的制度。他深知“政繁则民怨，法苛则民乱”，因此在制定政策时始终坚持“简约易行”的原则。
在农业上，他废除商朝“井田制”中繁重的劳役，推行“授田制”，让农民拥有一定的土地自主权，规定“什一而税”（税率仅十分之一），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他还亲自到田间考察农时，根据不同地区的气候制定耕作指南，刻于石碑立于村口，让百姓一看就懂、一学就会。有一次，他见关中地区因水利不畅导致歉收，当即组织百姓修渠引水，亲自参与丈量土地、规划渠道，百姓见摄政大臣亲力亲为，纷纷主动参与，原本需要半年的工程三个月就完工了。
在司法上，他制定《九刑》，但强调“明德慎罚”。规定司法官员审案时必须“听狱必两辞”（听取原被告双方的陈述），“无简不听”（没有证据不轻易定罪），对老幼、残疾之人量刑从宽。他还在各地设立“路鼓”“肺石”——百姓若有冤情，可击鼓鸣冤；若有建议，可立于肺石之上等待官员接见。周公常说：“百姓的声音，就是上天的声音。堵住百姓的嘴，比堵住河流更危险。”他定期查阅各地上报的民情记录，对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亲自督办，比如有地方官员贪腐，他查实后立即罢免，却也给其改过机会：“若能将贪墨之财退还百姓，可免其刑，贬为庶民务农。”
在礼仪教化上，他反对商朝繁琐的祭祀礼仪，简化祭祀流程，减轻百姓的祭祀负担。同时，他制定《周礼》，但强调“礼不下庶人”——对普通百姓不苛求礼仪细节，只需引导他们“孝亲、敬长、守信”即可。他说：“礼的本质是和睦，若为了礼仪形式让百姓困苦，那就失去了礼的意义。”这种“简约化”的教化方式，让百姓更容易接受周的统治理念。
（四）归政成王：用“平易”诠释忠诚
周公摄政七年，天下逐渐安定：商朝遗民安居乐业，诸侯归附，农业丰收，刑罚用得越来越少。此时成王已长大成人，周公毫不犹豫地决定归政。有人劝他：“如今您威望正盛，若不归政，成王也不敢有异议。”周公斥责道：“我摄政本为安天下，若贪恋权位，与纣王何异？”
归政前，周公写下《无逸》告诫成王：“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提醒他要了解百姓的辛劳，不可贪图安逸。归政当天，他将摄政期间的所有文书、账簿全部交给成王，毫无保留地讲解治国要点：“治天下不难，只要记住‘平易近民’四字。政令要简易，让百姓容易遵守；态度要温和，让百姓敢于亲近；处事要公正，让百姓心生敬畏。”
归政后，周公被封于鲁，但他因“恐成王壮，治有所失”，派长子伯禽前往鲁国，自己则留在成王身边辅佐。他依然保持着“平易”的作风，成王有困惑时，他耐心解答；大臣有争议时，他公正调和。临终前，他留下遗言：“我死之后，葬于毕邑，靠近文王、武王的陵墓，表明我不敢远离先王；不要用金玉陪葬，殓以时服即可，不可劳民伤财。”成王感念周公的功绩与忠诚，将他与文王、武王同祭，鲁国也因周公的影响，形成了“重礼义、尚平易”的传统。
（五）齐鲁对比：“平易”之道的历史验证
周公对伯禽与姜尚治政风格的评价，在后世得到了验证。伯禽治鲁，坚持“变其俗，革其礼”，推行繁琐的礼仪教化，虽然让鲁国成为礼仪之邦，却也因政令严苛、百姓负担重，发展逐渐缓慢；而姜尚治齐，“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推行简易政策，尊重当地习俗，百姓归附迅速，齐国很快成为东方强国，后来甚至出现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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