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平三年（至建安元年初。
席卷淮南的讨逆烽烟刚刚平息，传国玉玺重归汉室，伪帝袁术身陷囹圄。宛城朝廷的权威，在这连续的大胜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封赏的诏书墨迹已干，权力的新格局被刻入竹简，颁行天下。然而，对于这座新兴的帝都和它的主宰者们而言，辉煌的庆典之后，是更为繁巨的挑战——如何将这份用兵戈赢得的权威，转化为切实的秩序与国力，并在四方虎狼的环伺下，维系乃至拓展这脆弱的平衡。
宛城，尚书台。
秋日的晨光透过高窗，在光洁的漆面地板上投下规整的光斑。空气里弥漫着新研墨锭的清香与陈旧简牍特有的气息。领尚书令廖湛已端坐于主案之后，面前摊开的，并非庆功的贺表，而是来自豫州颍川郡关于今岁屯田籽种分配的争议详文，以及荆州南郡请求增拨款项以修缮江陵水门堤坝的奏请。
他看得极快，朱笔不时批注，时而抬头与对面同样埋首案牍的守尚书令荀彧简短交换一两句意见。两人皆神色专注，礼仪周全，但那份公事公办的疏淡与彼此话语间精确到无可指摘的尺度，无不揭示着这“共掌机枢”背后那道无形的界线。
值房的门被轻轻推开，三名年轻的身影在属吏引导下步入。
“令君，您征辟的三位书佐到了。”
廖湛抬起头，目光扫过眼前三人。居前者身长八尺，面如冠玉，目若朗星，虽身着寻常青色吏服，却自有一股沉静从容的气度，乃是琅琊诸葛亮，字孔明。其左一人，浓眉掀鼻，面黑短髯，形容朴拙，但一双眼睛开阖间精光闪动，乃是襄阳庞统，字士元。右侧一人，年纪稍长，面容清癯，眉宇间凝着一缕挥之不去的郁色与锐气，正是右扶风法正，字孝直，乃是由豫州别驾徐庶临行前极力举荐而来。
“坐。”廖湛言简意赅，指了指侧旁早已设好的三张席案，“案上卷宗，乃荆州南部零陵、桂阳、武陵三郡近五年的田赋、口算、徭役记录，以及郡守相关奏议。卷帙浩繁，记载多有抵牾不清之处。限尔等三人，三日内理清脉络，呈报其中积弊要害，并附处置建言。”
没有多余的寒暄与训导，直接便是考验。诸葛亮肃然一揖，庞统眼中闪过一丝跃跃欲试的光芒，法正则微微抿唇，三人各自归座，很快便沉浸在那浩如烟海的数字与文字之中。
接下来的日子，值房内只剩下书简翻动的沙沙声与偶尔笔尖划过竹简的细微声响。廖湛与荀彧似乎浑然不觉，依旧处理着四面八方涌来的政务，但余光却将三人的表现尽收眼底。
诸葛亮的方法是系统而严谨的。他将所有数据按郡、县、年份重新归类抄录，制成简表，很快便从混乱中梳理出赋税增减的趋势与地区差异，其关注点在于制度的连贯与执行的偏差。
庞统则截然不同。他翻阅速度极快，往往抓住某一年某一郡的异常数据或某位太守离任前的某道突兀奏疏，便深入挖掘，联想勾连，其言辞在私下与诸葛亮、法正讨论时常显犀利，直指可能存在的贪墨或政策反复。
法正的角度更为微妙。他较少纠缠于具体数字，反而更仔细地阅读那些郡守、长吏的奏议原文，揣摩其措辞背后的意图、推诿与难处。他时常冷笑，指出某条看似合理的政令实则给胥吏留下了盘剥的空间，或某次减免赋役的“仁政”最终因执行不力反成扰民之举。
三日之期转瞬即至。廖湛分别听取了三人的条陈。
诸葛亮的陈述条理清晰，数据支撑坚实，所提建议多着眼于完善制度、明确标准、加强核查，稳健而可行。
庞统则一针见血，指出了几处可能存在的“藏富於民”（实为豪强隐匿）与“损耗异常”（可能涉及中饱私囊）的关节，建议派遣干员密查，言辞颇有锋芒。
法正的报告更显深刻，他剖析了政策在层层下达过程中的变形，指出单纯依靠文书律令难以根治积弊，需考虑“人情”、“利导”与“威慑”并用，甚至提出了一个设想：选择一两个典型郡县，以非常之法（如许以检举者重赏、严惩舞弊官吏）进行试点，以期打破僵局。但其言语间，总带着一股对官僚系统效率低下的讥诮与不满。
廖湛听罢，对诸葛亮道：“纲举目张，根基扎实。然世事复杂，非尽由条目。”
对庞统言：“洞察敏锐，善捕要害。然需防以偏概全，未见全豹而遽下论断。”
最后看向法正：“能见人所不见，思虑深远。然谋当为正，非为泄愤。法度之威，在于必行，亦在于公允。汝之‘非常之法’，需慎之又慎，莫使良策成苛政之端。”
三人皆凛然受教。他们不知，隔壁厢房内，那位被“荣养”起来整理旧日典籍的侍御史贾诩，看似两耳不闻窗外事，实则他们每一日的争论、每一次呈报，都通过某种方式，悄然汇入他那深不见底的静默思虑之中。廖湛将此危险人物置于眼皮底下，名为安置，实为监控。偶尔，他会让三人将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书送予贾诩“校勘”，让他们亲身感受一下，何为真正的“沉默的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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