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几天，林凡应对的都是这种发展与安全的争论。
林凡坐在综合协调组的办公室里，面前摊开着最新版的《国家网信部“三定”方案（草案）》，手指不停按揉着太阳穴。
草案的每一个章节，每一个条款，甚至每一个用词，都成了无声的战场。支持“强监管、重安全、强调自主可控”的一派，以奥运实战中暴露的问题和赵丰案的警示为依据，主张网信部应拥有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强有力监管权、网络安全审查的强制执行权、以及对新技术新应用的安全评估前置权。笔锋所至，力求清晰、刚性，不留模糊地带。
另一派，则高举“促发展、防干预、融入国际”的旗帜。他们承认安全的重要性，但更强调“不能因噎废食”，担心过于严苛的监管会扼杀创新活力，让国内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束手束脚。他们援引西方发达国家“以技术标准引导为主、行政处罚为辅”的模式，主张网信部的职责应更多体现在“协调”“服务”和“标准制定”上，具体的执法监管，应交由原有部门，或建立多部门联合机制，避免“一家独大”。
争论从草案起草组的闭门会议，蔓延到各专项小组的讨论，甚至渗透到食堂饭桌旁的闲聊。
起初还是观点交锋，渐渐便带上了部门立场和路线色彩。林凡这个综合协调组组长，像被放在火炉上烤。他既要推动草案尽快完善上报，又要在两派之间寻求某种脆弱的平衡，常常是这边刚安抚完，那边又起了新的波澜。
“林组长，你看看这稿子！”沈弘文因沈浩案主动辞职后，新任的政策法规组组长，将一份修改意见拍在林凡桌上，脸色因为激动而有些发红，“‘这等于给所有企业头上套了个紧箍咒！采购周期要拉长多少？成本要增加多少？还怎么和国际同行竞争？这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更不符合我们现在扩大对外开放，融入世界贸易的大背景。”
林凡拿起意见稿，快速浏览。类似的意见他今天已经收到第三份了，角度不同，但核心一致：反对强监管条款。
“王组长，您的意见我理解。”林凡放下稿子，语气平和，“但条款的出发点，是基于我们面临的真实威胁。奥运期间，那些试图渗透攻击的工具，不少就隐藏在看似合规的通用软硬件中。如果没有前置的安全门槛，我们就是在赌运气，赌攻击者不会利用这些漏洞。这个赌注，我们付不起。”
“那是极端情况！不能把特殊情况普遍化！”王组长反驳，“我们不能一刀切地设置前置障碍。这会传递错误信号，让国际社会认为我们在搞技术壁垒！”
“安全底线，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王组长，我们不是在讨论普通商品，是可能接入国家关键神经系统、掌握海量公民个人信息、甚至影响社会稳定的网络产品和服务。市场规律很重要，但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必须摆在更前面。这一点，奥运总结会和后续的批示精神，已经非常明确了。”
提到“批示精神”，王组长张了张嘴，终究没再激烈反驳，但脸上的不以为然显而易见。他抓起意见稿，转身走了，关门的声音比平时重了些。
林凡揉了揉眉心。他知道，自己这番话，恐怕又会被人拿去解读为“强硬派”“赵瑞青路线的执行者”。但他别无选择。协调不是和稀泥，尤其是在大原则问题上。奥运的险情和赵丰案的教训，血淋淋地摆在眼前，如果此刻退让，网信部未来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将从源头被削弱。
更何况，他坚信，只要芯片、卫星、手机、工业互联网几个项目度过初创期，拿出成果，再加上系统的帮助，国家的自主能力将不是问题，在不远的未来，将是世界寻求融入华夏的体系。
但这些，还不能明说。
压力不仅来自外部，也来自内部的一些微妙变化。表彰大会后，林凡明显感觉到，来自公安、国安、军队系统的同志，与他沟通协作更加顺畅积极，许多技术细节和资源调配，几乎是一路绿灯。
而来自原产业经济口、特别是信产部系统的部分同志，态度则变得愈发谨慎，甚至有些疏离。讨论问题时，他们更倾向于援引“国际惯例”“产业界呼声”，对草案中强化安全和自主的条款，设置各种“例外情形”。
这种分化，林凡心知肚明。它不仅仅是观点之争，更是深层的路线博弈和利益调整。网信部的成立，必然要触动一些固有的地盘和思维方式。
赵瑞青在总结会上的讲话，以及随后更高层面会议形成的意见，虽然为“强安全”路线提供了尚方宝剑，但执行层面的阻力，并不会因此消失，只会变得更加隐蔽和复杂。
桌上的内线电话响了，是赵小平。
“林凡同志，睿青同志通知，请你下午三点过去一趟。”
“好的，赵主任，我准时到。”
下午三点，林凡准时来到赵瑞青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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