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审理的请求如同一记惊雷,炸响在省高招办郑主任的耳边。
他深深地看了一眼面色铁青、眼含疯狂的周大川,又转向那个始终平静如水的年轻女孩。
他知道,周大川这是在孤注一掷,要把事情彻底闹大,用司法程序的威严来压垮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孩。
“好。”郑主任缓缓点头,声音沉稳,“既然周科长对行政调查的结果存疑,那么,就让法律来裁决真相。我以省高招办特派专员的身份,支持将此案移交法院,并请求公开审理,以正视听!”
短短数日,市人民法院的传票便送到了林晚星手中。
开庭当天,法庭内座无虚席。
旁听席上,不仅有军区医院闻讯赶来的年轻护士和医生,还有自发前来支持的知青代表,甚至还有几家市报的记者,他们敏锐地嗅到了这起看似简单的“资格争议案”背后不寻常的气息。
周大川一身笔挺的中山装,端坐在原告席上,脸上带着一种近乎病态的镇定。
他的背后,站着的是市档案局的法律顾问,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
法槌敲响,全场肃静。
“原告,请陈述你的诉求和事实依据。”法官声音威严。
周大川的律师站起身,清了清嗓子,声音洪亮:“审判长,我方当事人周大川,作为市档案局机要科负责人,在核查返城知青档案时,发现被告林晚星的身份存在重大疑点。我们有证据证明,被告林晚星并非其父林建国同志指定的下乡人选,而是冒名顶替了其同父异母的妹妹林安妮的下乡名额,其目的,就是为了在多年后骗取国家给予下乡知青的返城政策红利!”
话音一落,旁听席上一片哗然。
冒名顶替?
这在七十年代,是足以毁掉一个人一生的弥天大罪!
“肃静!”法官再次敲响法槌。
周大川亲自站起,向法庭呈上了一份用塑料封皮精心保护的复印件。
“审判长,这是林建国同志临终前留下的遗嘱复印件。上面写得清清楚楚,他将自己唯一的下乡指标留给了小女儿林安妮,并将一笔海外亲戚的汇款作为补偿,交由我姐姐周桂兰,也就是林晚星的继母代为保管。”
法官接过材料,仔细翻阅着,眉头越皱越紧。
他抬起头,目光如电地射向被告席上的林晚星:“被告,如果原告所述属实,此案将不仅是返城资格争议,更涉及严重的户籍欺诈行为。后果,你清楚吗?”
所有的目光,或同情,或质疑,或幸灾乐祸,瞬间全部聚焦在林晚星身上。
她缓缓站起,身姿单薄却挺拔如松。
她没有急于辩解,而是平静地对法官说:“审判长,在回答您的问题之前,我请求法庭批准,播放一段录音证据。”
在获得许可后,一台老式录音机被放上证人席。
随着磁带转动,一个苍老而沙哑的声音在庄严肃穆的法庭里响起:
“……那是六九年的冬天,大雪封山,我们勘探队被困在阿尔泰山里足足三个月。天寒地冻,没吃的,人心惶惶。林工,就是林建国同志,那时候身体已经不好了,可他每晚都点着煤油灯,熬夜翻译一本苏联佬的药理手册。我问他,这是干啥?他说,‘老徐啊,这些东西我可能用不上了,但得留给孩子们将来用。’我当时还笑他,说你家孩子能看懂这鬼画符?他把胸脯拍得邦邦响,‘我家晚星,看得懂!’”
录音结束,法庭里一片寂静。
那是林父生前同事,老徐地质员的证言。
这几句朴实无华的话,像一把重锤,狠狠敲在了周大川精心编织的谎言上。
林晚星接着从布包里取出那个被父亲的体温浸润过的笔记本,小心翼翼地呈递上去。
“审判长,这是我父亲的手稿原件。”
纸张因岁月而发脆,泛着柔和的黄。
但上面用钢笔写下的字迹,混杂着英文、俄文甚至拉丁文缩写的化学符号,依旧清晰有力,透着一股严谨到极致的科学精神。
林晚星的手指轻轻点在其中一行批注上,声音清越:“审判长请看,这里标注的是一个‘β-内酰胺环’的化学结构。在一九六七年,这个术语在国内的医学文献里还没有统一的译名,这是我父亲根据其结构自创的术语。试问,一个打算把名额留给另一个女儿的父亲,会把自己毕生心血的结晶,反复地向我这个‘冒名顶替者’提及吗?”
不等周大川反驳,证人席上,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教师被请了上来。
正是林晚星高中的班主任,李老师。
李老师提着一只锈迹斑斑的铁皮文具盒,像捧着稀世珍宝。
她打开盒子,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林晚星高中时期的实验笔记、各科奖状和老师们的评语。
“审判长,各位领导,”李老师的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林晚星是我教过最出色的学生,没有之一!她高二那年,就在学校简陋的实验室里,独立完成了磺胺类药物的结晶提纯实验!那时候,别说中学生,就连很多大学的教授都做不到!你们现在,听信一个伪造的遗嘱,说她是文盲,说她冒名顶替?这不光是侮辱她,这是在侮辱我们整个教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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