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审理的请求如同一记惊雷，炸响在省高招办郑主任的耳边。
他深深地看了一眼面色铁青、眼含疯狂的周大川，又转向那个始终平静如水的年轻女孩。
他知道，周大川这是在孤注一掷，要把事情彻底闹大，用司法程序的威严来压垮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孩。
“好。”郑主任缓缓点头，声音沉稳，“既然周科长对行政调查的结果存疑，那么，就让法律来裁决真相。我以省高招办特派专员的身份，支持将此案移交法院，并请求公开审理，以正视听！”
短短数日，市人民法院的传票便送到了林晚星手中。
开庭当天，法庭内座无虚席。
旁听席上，不仅有军区医院闻讯赶来的年轻护士和医生，还有自发前来支持的知青代表，甚至还有几家市报的记者，他们敏锐地嗅到了这起看似简单的“资格争议案”背后不寻常的气息。
周大川一身笔挺的中山装，端坐在原告席上，脸上带着一种近乎病态的镇定。
他的背后，站着的是市档案局的法律顾问，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
法槌敲响，全场肃静。
“原告，请陈述你的诉求和事实依据。”法官声音威严。
周大川的律师站起身，清了清嗓子，声音洪亮：“审判长，我方当事人周大川，作为市档案局机要科负责人，在核查返城知青档案时，发现被告林晚星的身份存在重大疑点。我们有证据证明，被告林晚星并非其父林建国同志指定的下乡人选，而是冒名顶替了其同父异母的妹妹林安妮的下乡名额，其目的，就是为了在多年后骗取国家给予下乡知青的返城政策红利！”
话音一落，旁听席上一片哗然。
冒名顶替？
这在七十年代，是足以毁掉一个人一生的弥天大罪！
“肃静！”法官再次敲响法槌。
周大川亲自站起，向法庭呈上了一份用塑料封皮精心保护的复印件。
“审判长，这是林建国同志临终前留下的遗嘱复印件。上面写得清清楚楚，他将自己唯一的下乡指标留给了小女儿林安妮，并将一笔海外亲戚的汇款作为补偿，交由我姐姐周桂兰，也就是林晚星的继母代为保管。”
法官接过材料，仔细翻阅着，眉头越皱越紧。
他抬起头，目光如电地射向被告席上的林晚星：“被告，如果原告所述属实，此案将不仅是返城资格争议，更涉及严重的户籍欺诈行为。后果，你清楚吗？”
所有的目光，或同情，或质疑，或幸灾乐祸，瞬间全部聚焦在林晚星身上。
她缓缓站起，身姿单薄却挺拔如松。
她没有急于辩解，而是平静地对法官说：“审判长，在回答您的问题之前，我请求法庭批准，播放一段录音证据。”
在获得许可后，一台老式录音机被放上证人席。
随着磁带转动，一个苍老而沙哑的声音在庄严肃穆的法庭里响起：
“……那是六九年的冬天，大雪封山，我们勘探队被困在阿尔泰山里足足三个月。天寒地冻，没吃的，人心惶惶。林工，就是林建国同志，那时候身体已经不好了，可他每晚都点着煤油灯，熬夜翻译一本苏联佬的药理手册。我问他，这是干啥？他说，‘老徐啊，这些东西我可能用不上了，但得留给孩子们将来用。’我当时还笑他，说你家孩子能看懂这鬼画符？他把胸脯拍得邦邦响，‘我家晚星，看得懂！’”
录音结束，法庭里一片寂静。
那是林父生前同事，老徐地质员的证言。
这几句朴实无华的话，像一把重锤，狠狠敲在了周大川精心编织的谎言上。
林晚星接着从布包里取出那个被父亲的体温浸润过的笔记本，小心翼翼地呈递上去。
“审判长，这是我父亲的手稿原件。”
纸张因岁月而发脆，泛着柔和的黄。
但上面用钢笔写下的字迹，混杂着英文、俄文甚至拉丁文缩写的化学符号，依旧清晰有力，透着一股严谨到极致的科学精神。
林晚星的手指轻轻点在其中一行批注上，声音清越：“审判长请看，这里标注的是一个‘β-内酰胺环’的化学结构。在一九六七年，这个术语在国内的医学文献里还没有统一的译名，这是我父亲根据其结构自创的术语。试问，一个打算把名额留给另一个女儿的父亲，会把自己毕生心血的结晶，反复地向我这个‘冒名顶替者’提及吗？”
不等周大川反驳，证人席上，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教师被请了上来。
正是林晚星高中的班主任，李老师。
李老师提着一只锈迹斑斑的铁皮文具盒，像捧着稀世珍宝。
她打开盒子，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林晚星高中时期的实验笔记、各科奖状和老师们的评语。
“审判长，各位领导，”李老师的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林晚星是我教过最出色的学生，没有之一！她高二那年，就在学校简陋的实验室里，独立完成了磺胺类药物的结晶提纯实验！那时候，别说中学生，就连很多大学的教授都做不到！你们现在，听信一个伪造的遗嘱，说她是文盲，说她冒名顶替？这不光是侮辱她，这是在侮辱我们整个教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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