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五年正月的寒风还带着腊月的余威,可新家峁打谷场上的热闹劲儿,已经把冬天的萧条赶得无影无踪。
天刚蒙蒙亮,摊主们就占好了位置——农妇们挎着编得密实的柳条篮,里头铺着软和的干草,鸡蛋一个个码得整整齐齐,像在篮子里又垒了个小窝;
工匠们在地上铺开洗得发白的粗布,赵木匠的桌椅板凳、孙铁匠的锄头镰刀、周大福的陶罐瓷碗,在晨光里闪着朴素的光。
最显眼的是妇女组的摊位。春娘带着七八个妇人,推着三辆崭新的独轮车——这是木工坊年前赶制出来的,轱辘包了铁皮,推起来吱呀声都清脆。
车上堆着小山似的肥皂和草纸,都用油纸包着,码得方正正。
肥皂是改良过的,加了桂花油,虽然还是灰扑扑的,但凑近了能闻到淡淡的香。草纸更是抢手货,造纸坊的老师傅琢磨了大半年,终于造出又软又韧的纸,吴先生试过后抚掌大笑:“此纸可比江南竹纸!”
还有个胆大的后生在场地角落支起了灶。大铁锅里熬着羊肉汤,真正的羊骨头,熬了一宿,汤色奶白,上面漂着翠绿的葱花和几片实实在在的羊肉。
一碗汤要价不菲——得用五个鸡蛋或者三尺细布来换,可那香味像长了脚,满场子乱窜,勾得人肚里的馋虫直打滚。
苏婉儿挎着篮子从家里出来时,天色已经大亮了。她穿着一件新做的棉袄,靛蓝色的土布,领口和袖口绣了简单的缠枝纹——是前些日子跟刘婶学的,针脚还不算太匀,但配色雅致。
棉袄做得宽松,遮住了才两个月的身孕。早晨起来时有些反胃,她悄悄嚼了片姜,这会儿脸色才缓过来。
“慢点走。”李健跟在她身边,手里提着一布袋今年新收的小米,准备去钱庄换些流通券。见妻子脚步有些急,他伸手虚扶着,“不急,集市要热闹一整天呢。”
“我得去看看布摊,”苏婉儿声音轻柔,虽然来了三年,那点尾音还没改掉,“想扯几尺细布,给孩子做小衣裳。”
说这话时,她脸上泛起淡淡的红晕,手下意识地抚了抚还平坦的小腹。
李健笑了,眼神温柔。成亲两年,这孩子来得正是时候——新家峁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他有信心让妻儿过上好日子。
两人走到打谷场时,正赶上李大娘跟刘婶在较劲。李大娘挎着一篮子鸡蛋,想换块肥皂。
可刘婶的肥皂摊今天生意好,剩得不多了,她想换点别的:“鸡蛋我家有,想要块花布,闺女开春要出门子。”
李大娘急得直跺脚:“我上哪儿给你找花布去?这鸡蛋是今早刚捡的,你看,还温乎呢!”
周围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出主意:“你先找春娘,春娘今天带了不少布来。”可春娘的布摊在场地那头,李大娘挎着鸡蛋挤过去,没准半路就磕破了。
苏婉儿看着这一幕,轻声对李健说:“要是流通券早些用起来就好了。”
“就快了。”李健握了握她的手。
这话不是安慰。年前腊月的那场集市,问题暴露得清清楚楚——新家峁的生产发展了,物资丰富了,可交易方式还停留在的老路上。李大娘那十个鸡蛋换一块肥皂的曲折经历,成了委员会上最生动的案例。
“咱们需要一种通用的交换媒介。”李健在正月初五的委员会上说得斩钉截铁,“不是朝廷那种会贬值的铜钱,是咱们自己的‘流通券’——只在联盟内部使用,凭券可以随时兑换粮食、布匹、盐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
王石头第一个皱眉:“自己造‘钱’?这要是传出去……”
“不是钱,是券。”李健纠正,“就像粮票,就像借据。咱们有多少存粮,就发行多少券,一张券对应一升粮食,童叟无欺。”
吴先生捻着胡须,捻了半晌才开口:“防伪是大问题。还有信用——大家凭什么信你这张纸?”
这个问题李健早就琢磨透了。他摊开图纸,上面画着流通券的样式:特制的麻纸,造纸坊试验了十几次才成功,柔韧结实,浸水一时半会儿都不烂;吴先生设计的图案,“新家峁联盟”五个字周围环绕着稻穗,每一粒稻谷的排布都有讲究;三个印章——李健的盟主章、吴先生的鉴证章、仓库的物资章,缺一不可;还有手写的编号,从“甲字第一号”开始。
面额也设计得实用:一升券、一尺券、一斤券、一工券、一铁券。比例是死的,一工券抵十个工分,能换十升粮食;一铁券能换一斤铁料,值二十升粮。
“发行多少?”钱老倔问得实在。
“咱们仓库里现在有五万三千斤存粮,”李健账目记得清楚,“就先发行五万三千张一升券。有一斤粮,才发一张券,这叫‘准备金’,保证任何时候,拿券来都能换到粮食。”
这个方案在委员会上讨论了整整三天。反对的声音有,担心的声音更多,但李健一句“试试看,不行再改”把大家都说服了——这些年,他提出的新鲜点子,哪个不是从“试试看”开始的?哪个最后不是让大家的日子好过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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