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五年正月的寒风还带着腊月的余威，可新家峁打谷场上的热闹劲儿，已经把冬天的萧条赶得无影无踪。
天刚蒙蒙亮，摊主们就占好了位置——农妇们挎着编得密实的柳条篮，里头铺着软和的干草，鸡蛋一个个码得整整齐齐，像在篮子里又垒了个小窝；
工匠们在地上铺开洗得发白的粗布，赵木匠的桌椅板凳、孙铁匠的锄头镰刀、周大福的陶罐瓷碗，在晨光里闪着朴素的光。
最显眼的是妇女组的摊位。春娘带着七八个妇人，推着三辆崭新的独轮车——这是木工坊年前赶制出来的，轱辘包了铁皮，推起来吱呀声都清脆。
车上堆着小山似的肥皂和草纸，都用油纸包着，码得方正正。
肥皂是改良过的，加了桂花油，虽然还是灰扑扑的，但凑近了能闻到淡淡的香。草纸更是抢手货，造纸坊的老师傅琢磨了大半年，终于造出又软又韧的纸，吴先生试过后抚掌大笑：“此纸可比江南竹纸！”
还有个胆大的后生在场地角落支起了灶。大铁锅里熬着羊肉汤，真正的羊骨头，熬了一宿，汤色奶白，上面漂着翠绿的葱花和几片实实在在的羊肉。
一碗汤要价不菲——得用五个鸡蛋或者三尺细布来换，可那香味像长了脚，满场子乱窜，勾得人肚里的馋虫直打滚。
苏婉儿挎着篮子从家里出来时，天色已经大亮了。她穿着一件新做的棉袄，靛蓝色的土布，领口和袖口绣了简单的缠枝纹——是前些日子跟刘婶学的，针脚还不算太匀，但配色雅致。
棉袄做得宽松，遮住了才两个月的身孕。早晨起来时有些反胃，她悄悄嚼了片姜，这会儿脸色才缓过来。
“慢点走。”李健跟在她身边，手里提着一布袋今年新收的小米，准备去钱庄换些流通券。见妻子脚步有些急，他伸手虚扶着，“不急，集市要热闹一整天呢。”
“我得去看看布摊，”苏婉儿声音轻柔，虽然来了三年，那点尾音还没改掉，“想扯几尺细布，给孩子做小衣裳。”
说这话时，她脸上泛起淡淡的红晕，手下意识地抚了抚还平坦的小腹。
李健笑了，眼神温柔。成亲两年，这孩子来得正是时候——新家峁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他有信心让妻儿过上好日子。
两人走到打谷场时，正赶上李大娘跟刘婶在较劲。李大娘挎着一篮子鸡蛋，想换块肥皂。
可刘婶的肥皂摊今天生意好，剩得不多了，她想换点别的：“鸡蛋我家有，想要块花布，闺女开春要出门子。”
李大娘急得直跺脚：“我上哪儿给你找花布去？这鸡蛋是今早刚捡的，你看，还温乎呢！”
周围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出主意：“你先找春娘，春娘今天带了不少布来。”可春娘的布摊在场地那头，李大娘挎着鸡蛋挤过去，没准半路就磕破了。
苏婉儿看着这一幕，轻声对李健说：“要是流通券早些用起来就好了。”
“就快了。”李健握了握她的手。
这话不是安慰。年前腊月的那场集市，问题暴露得清清楚楚——新家峁的生产发展了，物资丰富了，可交易方式还停留在的老路上。李大娘那十个鸡蛋换一块肥皂的曲折经历，成了委员会上最生动的案例。
“咱们需要一种通用的交换媒介。”李健在正月初五的委员会上说得斩钉截铁，“不是朝廷那种会贬值的铜钱，是咱们自己的‘流通券’——只在联盟内部使用，凭券可以随时兑换粮食、布匹、盐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
王石头第一个皱眉：“自己造‘钱’？这要是传出去……”
“不是钱，是券。”李健纠正，“就像粮票，就像借据。咱们有多少存粮，就发行多少券，一张券对应一升粮食，童叟无欺。”
吴先生捻着胡须，捻了半晌才开口：“防伪是大问题。还有信用——大家凭什么信你这张纸？”
这个问题李健早就琢磨透了。他摊开图纸，上面画着流通券的样式：特制的麻纸，造纸坊试验了十几次才成功，柔韧结实，浸水一时半会儿都不烂；吴先生设计的图案，“新家峁联盟”五个字周围环绕着稻穗，每一粒稻谷的排布都有讲究；三个印章——李健的盟主章、吴先生的鉴证章、仓库的物资章，缺一不可；还有手写的编号，从“甲字第一号”开始。
面额也设计得实用：一升券、一尺券、一斤券、一工券、一铁券。比例是死的，一工券抵十个工分，能换十升粮食；一铁券能换一斤铁料，值二十升粮。
“发行多少？”钱老倔问得实在。
“咱们仓库里现在有五万三千斤存粮，”李健账目记得清楚，“就先发行五万三千张一升券。有一斤粮，才发一张券，这叫‘准备金’，保证任何时候，拿券来都能换到粮食。”
这个方案在委员会上讨论了整整三天。反对的声音有，担心的声音更多，但李健一句“试试看，不行再改”把大家都说服了——这些年，他提出的新鲜点子，哪个不是从“试试看”开始的？哪个最后不是让大家的日子好过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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