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墅里安静得能听见阳光在空气中缓慢移动的声音。
所有人都走了。yamy和孟美岐去公司开会，傅菁陪专家复诊，其他人也各有工作或课程。空气里还残留着早晨咖啡的香气和临行前细碎的叮嘱声，此刻却只剩下空旷的回响。
凌儿站在客厅中央，听着楼上杨超越和赖美云隐约的动静——她们被“罚”清理所有窗户，正一边干活一边嘀嘀咕咕，抱怨着玻璃太高层、抹布不够用。那些充满生活气的、略带抱怨的声响，此刻却像细密的针，轻轻刺痛着她耳膜。
她看起来好了很多。脸颊有了血色，脚步稳了，能安静地吃完一份早餐，甚至能在傅菁指导下做简单的拉伸。所有人都觉得，那场风暴正在过去，春天真的来了。
只有她自己知道，心底那片冻土从未解冻。白天的平静是脆弱的冰壳，夜晚的黑暗与自我诘问才是永恒的冻原。康复带来的不是解脱，而是日益清晰的认知：她是个麻烦，过去是，现在是，未来可能依然是。她的存在本身，就是拴在她们翅膀上的一块石头，提醒着一段不完美的过去和可能重演的负担。
这个念头像藤蔓，在寂静中疯长，缠紧了她的心脏。她需要做点什么。不是为了自己——她早已不抱希望——而是为了她们。为了彻底抹去“凌儿”这个错误，让她们的生活重回正轨，没有裂痕，没有需要额外费心照顾的人，没有随时可能引爆的、名为“担忧”的炸弹。
一个极端、荒谬却对她充满诱惑的念头，在搜索网页幽暗的光标闪烁中成形：如果有一种方法，能让她们忘记呢？忘记五年前的离开，忘记医院的守候，忘记海边的惊魂，忘记……她这个人。
她知道自己大概疯了。但这疯狂里有种自毁式的“奉献”快感——用她的彻底消失（无论是物理还是记忆层面），换取她们的纯粹和轻松。
机会来得突然。别墅空了。她换上一身最不起眼的深色衣服，戴上帽子和口罩，像一个幽灵，悄无声息地溜出了门。
那家以神经内科和心理科闻名的医院，庞大、冰冷、充满各种隐秘的痛苦。她挂了一个最贵的专家号，坐在候诊区角落，帽檐压得极低，口罩后的呼吸急促而不稳。周围是愁苦的面容、低声的交谈、婴儿的啼哭，混合成一片令人窒息的背景音。
轮到她时，面对头发花白、眼神洞悉一切的专家，她那些关于“遗忘药物”的荒诞问题，在喉咙里滚了几滚，最终只化作颠三倒四、词不达意的描述：长期的疲惫，挥之不去的负罪感，觉得自己是所有人的拖累，以及……一种想要“纠正错误”、让相关人“解脱”的强烈渴望。
老专家静静听着，镜片后的目光温和却锐利。他做了简单的检查，问了一些看似无关的问题，关于睡眠、食欲、对未来的看法。凌儿机械地回答着，心思却全在那不敢宣之于口的真正目的上。
最后，老专家沉吟良久，在病历上写下几行字，然后开了张处方。不是凌儿幻想中那种能抹去记忆的魔药，只是些常规的、用于稳定情绪和改善睡眠的药物，甚至比她正在服用的更温和。
“你的身体在恢复，”专家推了推眼镜，声音平稳，“但心理的负担，比生理的疾病更难痊愈。药物只是辅助，帮助你稳定状态，获得喘息的空间。真正的问题，”他顿了顿，目光似乎穿透了凌儿的伪装，“在于你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你与他人、尤其是与你口中那些‘被拖累者’的关系。我建议，在继续药物治疗的同时，必须配合系统的心理治疗，并且……或许你需要和你关心的人，进行一次坦诚的沟通。单方面的‘牺牲’或‘消失’，往往会造成更深的伤害。”
凌儿捏着那张轻飘飘的处方，指尖冰凉。没有奇迹，没有捷径。只有更漫长的、需要面对自己和面对她们的道路。巨大的失落和一种更深沉的无力感淹没了她。
她取了药，将那个印着医院logo的白色小药袋塞进包包最里层，像藏起一个可耻的秘密。走出医院，午后的阳光刺眼，她却只觉得浑身发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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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间，别墅里。
杨超越擦完最后一扇高窗，累得腰酸背痛，从梯子上爬下来，咕哝着：“凌儿呢？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不会又在睡觉吧？”
吴宣仪刚结束一个短暂的电话会议，从临时书房走出来，闻言也看了看凌儿紧闭的房门：“可能吧，傅菁走前说她需要多休息。”
“我去看看她醒了没，问问她想不想吃点心，我买了那家超好吃的栗子蛋糕。”杨超越拍拍手上的灰，朝凌儿房间走去。
敲门，无人应。
“凌儿？我进来啦？”杨超越推开门。房间里空无一人，床铺整齐，窗户开着一条缝，微风拂动窗帘。
“咦？不在房间？”杨超越愣了一下，回头喊，“宣仪！凌儿不在屋里！”
吴宣仪走过来，看了看空房间，眉头微蹙。两人又在二楼其他房间和客厅、厨房找了一圈，都没有凌儿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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