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志春那份关于“无限期延长杨术旺同志借调期限”的建议报告，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一块巨石，在研究所高层内部激起了层层波澜。
在第二天举行的小范围高层会议上，这份建议被正式提上议程进行讨论。
“我完全支持安志春同志的意见！”
一位主管装备试验的副所长首先表态，语气激动，道：“杨术旺同志的能力有目共睹！”
“潜艇降噪刚刚看到曙光，电子对抗的新思路才铺开，这些都是能直接提升我军战斗力的关键项目！”
“现在放他走，等于煮熟的鸭子飞了！”
“我们必须集中力量，让他协助我们把这几块硬骨头彻底啃下来！”
另一位负责技术规划的领导推了推眼镜，补充道；“没错，不仅是现有项目，根据我们的观察和几次谈话，杨术旺同志在材料、动力、甚至航空航天领域都有极深的见解和……”
“嗯，独特的信息渠道。”
“这些都是无价之宝！”
“让他留在我们这里，所能创造的价值，远比让他回那个小县城搞什么收音机厂、水泥厂大得多！”
“这是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实在不行，把那个红星电子厂搬过来。”
“对了，还有那和电机厂。”
持支持意见的人占据了相当比例。
他们的理由高度一致：
国家利益至上，当前研究所承担的项目具有最高优先级，杨术旺是实现技术突破的关键变量，必须确保其工作的连续性和专注度。
至于个人意愿和地方发展，在如此重大的战略需求面前，理应做出必要的牺牲和暂时的让步。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种观点。
一位年纪较长、头发花白的政工领导缓缓开口，他负责研究所的思想工作和人员管理，道：“同志们，我理解大家求才若渴、急于突破的心情。”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杨术旺同志本人的感受和意愿？”
“根据观察，这位小同志虽然年轻，但是很有主见，也很有抱负。”
“他心心念念的，是他在滦州县一手推动的那些建设项目。”
“我们强行把他留下，会不会适得其反？”
“挫伤了他的积极性，甚至引发抵触情绪，那岂不是得不偿失？”
另一位与地方工业部门联系较多的领导也表示担忧，道：“老李说得有道理。”
“滦州县那边，罗锦松同志搞的摊子也不小，很多项目据说都指着杨术旺回去推动。”
“我们这边是重要，但是地方的经济建设、解决就业、积累工业化经验，同样是国家大局的一部分。”
“我们不能只顾自己碗里的，不管锅里的。”
“把人强行扣下，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以后跟地方上也不好交代。”
支持延长的一方立刻反驳，道：“特殊时期，行特殊之法！这里的项目关乎国家安全核心！”
“我们可以给予他最高规格的待遇和保障！物质上绝不会亏待他！”
“思想工作可以做嘛！我相信杨术旺同志是深明大义的，只要讲清楚利害关系，他会理解的！”
会议上，双方各执一词，争论相当激烈。
最终，由于支持扣人的一方理由看似更硬核，且涉及项目确实极为关键，会议虽然没有立刻形成“无限期延长”的正式决议，但是达成了一个模糊的共识。
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延长杨术旺的停留时间，至少确保潜艇降噪和电子对抗两个核心项目取得阶段性、可接手的成果。
同时，加强对杨术旺的关怀与引导，并对其活动进行更周密的安排与保护。
尽管会议内容高度保密，但是那种微妙的变化，还是如同水银泻地般，悄然渗透到了研究所的日常氛围中。
杨术旺是最先察觉到不对劲的。
他发现自己外出活动时，身边陪同的人员似乎更多了，而且这些人员不再仅仅是向导或安全员，眼神中更多了几分审视和关照。
他想去基地图书馆查阅一些非核心技术资料，手续变得比之前繁琐了一些，有些区域的访问权限也被以系统调整为由暂时限制。
更明显的是，几位之前合作愉快的项目负责人，如老陈和电子部门的刘主任，来找他讨论技术问题时，言辞间除了技术探讨，总会不经意地流露出希望他“多留一段时间”、“把基础打得更牢”、“看着项目走上正轨再走”之类的暗示。
安志春更是找机会和他进行了一谈心，大谈特谈当前项目对国家的重要性，以及组织上对他寄予的厚望，言语间充满了挽留之意。
路瑶的感触则更为直接和气愤。
她发现，自己去找杨术旺时，偶尔会被工作人员以“杨工正在参加重要会议”或“在进行关键实验”为由婉拒，即使见到了，旁边也总有助理或记录员在场。
她尝试着打听离开基地的大致时间安排，得到的回复永远是“还在研究中”、“需要上级批复”，态度客气却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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