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江河“有序停产、人员安置、资产处置”的指示，如同给龙河基地管理层下达了明确的军令。然而，所有人都清楚，关停生产线、尤其是涉及数百名职工生计的产线，其复杂与艰难程度，绝不亚于当初重启宽厚板线。这不仅是经济决策，更是严峻的社会责任考验，稍有不慎，便会引发剧烈震荡，甚至反噬已初见成效的宽厚板项目，形成可怕的“鳄鱼效应”——为摆脱一条腿而被整个鳄鱼拖入深渊。
周铁林牵头成立的专项工作组，第一件事并非制定停产时间表，而是将工作重心前置到 “人员安置预案” 的精雕细琢上。刘启明主抓此项工作，他抽调了人事、工会、法务以及原龙腾部分有威望的中层干部，组成数个小组，分头行动。
第一步是彻底摸清底数。 工作组对带钢等落后生产线涉及的987名在册职工，建立了“一人一档”。档案不仅包括年龄、工龄、技能等级、家庭情况等基本信息，还通过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了解其转岗意愿、培训需求、对补偿的心理预期，甚至家庭主要经济来源和特殊困难。数据冰冷，但背后是近千个家庭的温度与重量。
第二步是设计多层次安置通道。 预案摒弃了“一刀切”的简单思维，提供了尽可能多元的选择：
1. 内部转岗消化。 宽厚板线虽已满负荷，但仍在扩张技能人才储备，为未来可能的增产和技术升级做准备。同时，基地的仓储物流、设备维护辅助、后勤保障、质量控制实验室等环节，也存在一定用人需求。工作组与各部门反复核对，初步挖掘出约300个匹配或经短期培训后可胜任的内部岗位。这些岗位优先向年轻、有一定学习能力、且转岗意愿强烈的职工开放。
2. 针对性技能再培训。 与龙河市人社局、职业培训学校合作，开设为期1-3个月的“定向技能培训班”，课程包括数控操作、焊接技术、机电维修、物流管理、质量检测等市场急需工种。培训费用主要由基地承担，并给予参训职工基本生活补贴。考核合格者，由合作方或基地协助推荐就业。
3. 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对于工龄较长、技能转型困难或自愿选择离开的职工，依法核算经济补偿金。工作组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核算，确保标准统一、计算准确，并准备了详细的补偿方案说明手册。同时，积极联系龙河市及周边工业园区企业，举办专场招聘会。
4. 内部退养与特殊关怀。 对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且难以转岗的职工，探讨在政策框架内协商内部退养方案。对患有重大疾病或家庭有特殊困难的职工，设立专项帮扶基金，在依法补偿外给予人道主义关怀。
第三步是透明沟通与分批推进。 方案草案形成后，并没有突然宣布。刘启明首先召集这些产线的班组长、党员和技术骨干开会，详细解释基地面临的严峻现实、总部的决策考量以及安置预案的核心内容，听取他们的意见，解答疑问，争取他们的理解甚至协助做群众工作。然后，分车间、分批次召开全体职工大会，由周铁林、刘启明亲自到场，用最直白的语言、最清晰的数据（展示亏损报表、市场分析），说明关停的必要性，并逐条解读安置选项，现场设立政策咨询点。
沟通会充满情绪波动。有老工人痛哭流涕，诉说一辈子献给工厂的不舍与不甘；有中年职工愤怒质问未来的生计；也有年轻人沉默地计算着哪种选择对自己更有利。周铁林没有回避任何尖锐问题，他站在台前，声音沉重而坦诚：“关停这些生产线，我和大家一样心痛。但企业要活下去，要发展，不能背着永远填不满的窟窿。北钢接手龙腾，是想让大家有更好的将来，不是一起沉船。我们现在提供的每一个选择，也许都不是最理想的，但都是我们尽最大努力、在法律和政策框架内能找到的出路。我向大家保证，整个过程公开公平，该给大家的，一分不会少；能帮大家找的出路，我们一定尽力。”
韩德昌也受邀在一些老工人聚集的场合发言。他没什么大道理，只是说：“我老头子在这厂子年头比不少人都长。设备老了，就是老了，硬撑着，出不了好活儿，也挣不着钱，最后连工资都发不出，那才是真的绝路。现在宽厚板那边有奔头，趁着自己还能学、还能干，换个地方、换个活法，说不定是条生路。总比守着生锈的机器等死强。”
与此同时，资产的评估与处置方案也在同步制定。陈立仁带领技术小组，对停产生产线设备进行彻底评估，区分出尚有利用价值的单体设备、可拆解利用的零部件、以及只能作为废钢铁处理的残骸。财务与资产部门则开始研究如何通过二手设备市场、专业回收公司、甚至同行业调剂等多种渠道，最大化实现资产残值回收，尽可能弥补部分损失。
关停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仍有部分职工在个别人员的鼓动下，试图组织集体上访或采取更激烈的对抗行动。但得益于前期细致的工作和大多数职工的理性选择，这些行动规模有限，且基地联合地方政府、劳动监察部门、公安部门，依法依规进行了有效疏导和处置，始终将事态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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